這一司法政策的出臺，是實體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久旱甘露，是建立統一市場的及時雨，定會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首先，充分體現了最高法確保司法及時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需要，回應經濟社會現實迫切需求的科學理念。近幾年，社會對民間借貸詬病很多，民間借貸市場與銀行間市場脫節、民間高利率、經濟脫實向虛等問題引起廣泛關注，最高法出臺這一司法解釋，將民間借貸利率與銀行間法定利率掛鉤，使資金市場的價格信號統一傳導，是科學立法原則在制定司法政策中的體現。

其次，表明最高法充分尊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意見，是民主立法原則在制定司法政策中的生動體現。2019年3月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上，我提交了題為《關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有關利率標準的建議》的提案，建議將民間借貸的利率與人民銀行發布的基準利率直接掛鉤，允許在基準利率基礎上有一定幅度浮動；增加民間借貸利率彈性，只設確認超過同期貸款基準利率一定幅度的為無效的標準。其后，在長春召開的最高法特約監督員座談會上，我又向周強院長提出要盡快修改民間借貸利率的建議。今年2月，我收到最高法修改民間借貸利率的征求意見稿。這正是協商民主的生動詮釋。

其三，充分體現了最高法服務經濟社會大局的高度負責精神。疫情加上美國對我國的圍堵、脫鉤，中小微企業處境艱難，資金鏈條和高成本成了中小微企業的生命線。最高法及時清理、修改過去司法解釋中與經濟社會發展不適應的“腸梗阻”，體現了最高法的責任和擔當。

民間借貸司法保護利率過高會推高企業融資成本

孫太利（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天津市委會副主委）：

過去有的影子銀行及部分國企拿著從銀行貸到的低利率資金，利用高利率的司法解釋，獲得4-6倍的利潤空間，進行轉貸。大量資金在銀行和影子銀行之間循環空轉產生收益，助推了金融脫實向虛，危害實體經濟發展。

2018年，全國工商聯對1300多家民營企業的調查顯示，凈利潤在5%以下的占36.09%，在5%～10%的占33.70%，另外有15.77%的企業處于虧損狀態。微利加上虧損企業合計達85%以上。民間借貸的司法保護利率過高，會直接推高企業的融資成本。另外，高利率的司法解釋使非法集資有了向民營企業放貸的空間。非法集資已成為吞噬資金的黑洞，嚴重擾亂了社會金融秩序。此次《規定》出臺后，壓縮了非法轉貸、非法集資等行為的空間，讓企業能夠真正把資金用在發展上，也為實體經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好。

李春生（武漢市政協委員、一級律師、京師（武漢）律師事務所副主任）：

我注意到，為匹配明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規定》在內容和文字表述等方面都作了相應的修改。民法典第680條規定：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規定》貫徹了這一原則精神。首先，繼續執行更加嚴格的本息保護政策；其次，當事人約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最后，當事人主張的逾期利率、違約金、其他費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具體說來，對于以“利息”“違約金”“服務費”“中介費”等形式突破或變相突破法定利率紅線的，司法機關依法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