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沅

中國古代以科舉取仕，天下讀書人都懷揣著一個“學成文武藝，販于帝王家”的夢想，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要是能考上頭名狀元，那真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了。然而多數狀元早已被歷史的煙塵湮沒，只有幾位成就卓著者，還被后人念叨，清代狀元畢沅，就是其中之一。

畢沅（1730—1797），字纕蘅，號秋帆，因從沈德潛學于靈巖山，自號靈巖山人。鎮洋（今江蘇太倉）人。清代經史學家，文學家。乾隆二十五年（1760）進士，廷試第一，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后累官至河南、山東、陜西巡撫，湖廣總督。畢沅的隆盛聲名，并不僅僅得于他狀元頭銜、作過封疆大吏的高官。他還是清代學者、史學家、文學家、收藏家。他編纂的《續資治通鑒》，上承《資治通鑒》，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迄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以編年體形式記載宋、遼、金、元的歷史，前后四百零九年。 該書取材宏博，考證謹嚴，編排合理，總引資料達三百余種，糾正了以往宋史專著詳北宋略南宋的偏頗，還增加了少數民族的資料，至今仍然是史學家研究和借鑒的重要史書。 　　

畢沅曾自撰一副對聯：“博搜趙氏金石錄；旁羅米家書畫船”，較為完備地體現了他在收藏方面的成就。他在法書名畫收藏、金石碑帖方面的搜羅考證上，名重一時，是收藏史不該遺漏的人物。 　　

畢沅中狀元之后，正是乾隆皇帝統治的中后期，在中國書畫收藏史上，這是書畫由私家收藏逐漸聚攏流向宮廷的時期，清代前期那些煊赫的藏家如梁清標、安歧、宋犖、高士奇的藏品，大多被乾隆這位收藏大鱷鯨呑，但民間仍然散落有部分珍貴的名畫。畢沅收藏有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范寬的名作《晚景圖》、五代董北苑《瀟湘圖》、元代趙孟頫《二贊二圖詩卷》、陶九成作《南村真逸圖》等鉅跡，這些藝術品，一部分在畢沅去世后，因案牽連，在抄家時抄走，也流向了皇宮。

畢沅所處的時代，正是金石學在清代崛起的時期，他收藏的最大成就，也多體現在金石的收藏和考證上。他在陜西任上，得到了曶鼎，據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所記，該鼎為西周懿王（公元前10世紀）時期之物，高3尺，圍4尺，深9寸，腹飾獸面紋，款足作牛首形，器內鑄銘文24行，410字，惜銘文下有殘泐，剔后存380字。期間，他還得唐碑四種，其一為《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渤海高福墓志》（開元十二年），其二為《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志》（開元二十四年），其三為《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志》（天寶十三載），其四為《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沖都尉左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希古墓志》（天寶十五載）。 　　畢沅的金石收藏，源于他信守“金石可證史”的學術思想。他先后寫成《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山左金石記》三部著作。他“宦跡所至，加意收羅”，閑時則“鉤稽經史，抉擇同異，條舉而件系之”，他的《關中金石記》成就最為突出，書中共收錄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一，共七百九十七件，以至于關中金石被搜羅殆盡。《金石萃編》為中國金石學黃鐘之作，但作者王昶在寫關中文物時，“幾于全錄其文，以資參證”。可見畢沅收羅之廣，考校之勤。 　　畢沅的瓦當收藏也很有規模，他卸任時車載關中瓦當八十余品攜歸故里，其所藏關中瓦當名品，拓本流傳于士大夫間，一時唱酬題記，恂為盛事。他還整修了西安碑林，《清稗類鈔》說，“西安圣廟碑林，乃乾隆時畢秋帆為陜撫時，搜集漢、唐諸碑碣，匯立于此，故曰碑林。” 　　當然，收藏大家也有打眼的時候，“古磚壽禮”就是一則有關畢沅的古代笑話。說他在陜西做巡撫過60歲生日時，部屬奉送壽禮，他全部拒收。只有一位縣官派家仆送來的20塊古磚，讓畢沅見后大喜，原來磚上刻著制作的年代，一看好像是秦漢時的古物。“別人的壽禮我概不接收，唯獨你主人的東西非常稱我之心，所以留下。”那家仆跪下如實稟告道：“我家主人為慶祝大人壽辰，特地召集工匠在縣署制造古磚。主人親自監工，挑選這些最好的古磚呈獻大駕之下。”家仆多嘴，讓畢大人白白高興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