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位于費城的國家憲法中心大談對人權的看法，聲稱“有的人權值得捍衛，有的則不然”，并發布由自己牽頭成立的國務院不可剝奪權利委員會編寫的人權報告。對此，美媒批評稱“蓬佩奧試圖將人權問題政治化、民族化”。英國《衛報》則列出美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斑斑劣跡，稱本屆政府的人權紀錄“并不光彩”。

國內新冠肺炎累計死亡超過14萬例，種族歧視、貧富分化、弱勢群體權益保障不力等問題持續惡化，破壞國際抗疫合作、利用疫情推動反移民政策，詆毀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相關決議、以“人權衛士”自居干涉他國內政……一段時間來，在疫情“放大鏡”下，標榜自由、平等的“美式人權”的種種痼疾無處遁形。在近期召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4屆會議上，多個國家敦促美國正視自身人權問題，切實促進和保障人權。

政客為權力犧牲民眾生命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美國東部時間7月21日晚6時，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388萬例，死亡病例超過14萬例。近期，美國多地倉促重啟經濟，疫情呈加速蔓延趨勢，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多次刷新紀錄，甚至一度超過8萬例。

生命權和健康權是公認的最基本人權。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人人享有生命權，國家有義務采取積極措施保障生命權。美國政府顯然未能履行其應盡的國家義務，在疫情應對上反應遲緩、混亂低效。美國某些政客熱衷于推卸責任、粉飾政績，謀取政治私利。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疫情蔓延和大量本可避免的死亡是美國政治腐朽的代價。政客將疫情視為攫取權力和黨派利益的契機，代價則是眾多美國人的生命。”

疫情如鏡，照映出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貧富分化、種族歧視、弱勢群體權益保障不力等問題。綜合美媒報道及官方數據，當前美國的失業狀況在低收入群體中尤為突出，在年收入不到4萬美元的家庭中，有39%的人群失業。老年人成為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全美確診病例總數的10%和死亡病例總數的42%出現在養老院。少數族裔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非洲裔、拉丁裔的感染率和致死率分別是白人的5倍和4倍，白人和非洲裔的失業率差距達到2015年5月以來的最大值……

英國《獨立報》評論稱：“美國總是把人權掛在嘴邊，卻忽視自己的人權義務，對人民生命公然漠視。”

“美國保護國內民眾人權上不全面、不公正，這在疫情期間暴露得更加明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肖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美國政府一貫偏重政治和公民權利，而忽視經濟和社會權利，政府無法落實強有力的抗疫措施，也無法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物資保障和醫療救助，且認為矯正“分配不公”并非政府的責任。即便是在其相對重視的政治和公民權利領域，也存在嚴重的種族不平等問題。

6月17日至18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首次舉行了有關種族主義的緊急辯論，對美國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致死一事表示嚴重關切。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發表社論稱，“由于政府的長期漠視，美國人權問題被推上風口浪尖。在這個長期自詡為‘自由燈塔’的國家，民主正被侵蝕。”

“資本至上，選舉至上，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概括“美式人權”的典型特征。在他看來，這反映了“美國國家治理理念的缺失”。

“甩鍋”“退群”破壞國際合作

面對疫情挑戰，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全面加強國際合作。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拒絕承擔國際責任，公然與國際抗疫大局唱反調，無視世界各國人民的健康福祉，嚴重背離了國際人權法精神。

美國經濟和政治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一些移民拘留中心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后，政府在未做檢測的情況下，將關押在這些拘留中心的非法移民遣返回國，這無疑是在“出口”新冠病毒。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數據，自3月起，美國入境和海關執法局共向13個拉美國家派遣135架次航班，多國報告在被遣返移民中查出確診病例。

包括美國華盛頓拉丁美洲研究所在內的60多家機構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美國政府在全球疫情暴發期間繼續驅逐非法移民，稱這一行為“將全球都置于風險之中”。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表示，一些已確診的移民在遣返之前并未做任何防護措施，讓本已處于風險中的移民成為面對危機更脆弱的群體。他呼吁，當務之急是保護人的生命和保障人權，各國應當以包容、透明和負責任的態度來應對這場全人類危機。

截留他國抗疫物資，爭奪他國疫苗專利，禁止本國醫療物資出口，買斷相關藥品，加碼對他國制裁，退出世衛組織……疫情發生以來，美國政府的種種單邊主義行徑不僅無益于自身抗疫，還給其他國家民眾的生命權與健康權造成威脅。

美國喬治敦大學全球衛生法教授勞倫斯·戈斯廷說，美國政府破壞國際合作的做法，將導致本國乃至全世界更多人喪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報告員加扎伊利表示，美國為政治目的實施的經濟制裁，侵犯了人權和國際行為準則，這種行為可能導致前所未有的、人為的人道主義災難。

“美國一直在為自身抗疫不力尋找‘替罪羊’，世衛組織和中國成為其首選目標。”肖河指出，“隨著其國內疫情不斷惡化，美國政府‘甩鍋’的需求越來越迫切，最終決定退出世衛組織，將政治私利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正如國際知名醫學刊物《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所說，這是‘對全世界人民的暴行’。”

金燦榮指出，隨著自身實力相對衰退和國際競爭力降低，美國希望通過單方面施壓，使國際體系更符合其單邊利益，因此高舉“美國優先”大旗，不斷破壞由自己主導建立的戰后國際秩序。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退群”上癮，將大大削弱國際多邊機制的效能，為國際合作開展帶來負面影響。

充滿盲目的“道德優越感”

早在2018年，美國就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美國《大西洋月刊》曾指出，美國此舉是為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權的指控。然而，在人權議題上劣跡斑斑的美國，卻習慣以“人權衛士”自居，企圖干涉、操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決議，打著“維護人權”的幌子，行干涉他國內政之實。對于美國在人權議題上的“雙標”行為，金燦榮稱之為“盲目的道德優越感”。

據美媒報道，當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弗洛伊德事件討論美國種族歧視問題時，美國政府極力“走后門、拉關系，千方百計想要避免一場公關災難”，如以切斷援助來要挾非洲國家收回草案，操縱澳大利亞阻撓決議通過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還公開指責人權理事會“虛偽”“不民主”，妄稱人權理事會應該關注中國等國的“系統性種族問題”。

國際危機組織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馬利說：“在促進美國人權方面，美國領導人普遍存在‘信譽差距’，即言行不一致的問題。如今，‘信譽差距’變成了‘信譽鴻溝’，人權似乎成了一種交易貨幣。”

美利堅大學人權史學家薩拉·斯奈德表示，對于美國需要在人權問題上做個好公民這一觀點，政府并不接受。而對于美國應該受國際協議約束的觀點，政府更是斷然拒絕。

俄羅斯東方媒體新聞網主編卡拉欽斯基近日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國內問題上，美國寬于律己、白人至上，在國際問題上則嚴于律人、美國優先。國際社會已經充分認識到了美國政府的真實面目。

肖河指出，在人權議題上，美國政府推行“雙重標準”的心理基礎是“認為本國的人權標準高于世界標準”。當兩種標準不一致的時候，以本國標準為先，即所謂的“美國例外主義”，這使得美國在1945年后的國際人權立法浪潮中表現得特別滯后，經常采取不服從、不批準的立場。在一些爭議較小的、保護婦女和兒童權益的人權公約上也是如此，美國是沒有簽署《兒童權益公約》的兩個國家之一。這種“例外主義”一方面破壞了統一國際規范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損害了美國公民尋求國際補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