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的第二個冬天，梁鴻去墓地看他。裸露的田野上，十幾只羊在墳頭咀嚼細茅草、野菊花、蒿草。遠處，有人坐在河坡邊緣出神。梁鴻想象那人會站起來，轉過身指揮他的羊，但始終沒有。人久久地坐著，羊不停地吃草，好像時間定格了。

這個畫面在梁鴻腦海中生長出故事，變成了長篇小說《四象》。墳頭下的亡靈仍然在延續著另一種生活，他們日復一日望著河水流向遠方，任四季輪回，聽萬物和后人在他們頂上發出聲響。韓孝先在故事里出現了，他就坐在河坡上，放著羊喃喃自語，一瞬間天崩地裂，他看見了游蕩的亡靈韓立挺、韓立閣和韓靈子。

先人對過往念念不忘，他們想在現世尋求答案和歷史的延續。而今人在精神上趨近他們的過程中，產生了自我意識的覺醒，接納之余也在用力擺脫。梁鴻在小說里，打通了天地時空，讓彼此相互影響，最終又回歸于自然的秩序。

這是梁鴻的第三部虛構作品，她試圖通過一種非現實的方式來闡釋社會內在的邏輯。在《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兩部非虛構作品的光環下，她的虛構創作不斷被文學圈內外審視比較，也有評論認為她難以突破自己，但她自覺，兩種寫作都是在完成內心深處最重要的表達，更是塑造作家本身的存在。

隱喻

四個主角的視角，像是一幅拼圖，拼湊出梁莊歷史的延續，這是梁鴻精心設計的邏輯。

韓立閣是清末的改革者，留洋學習西學，回到縣城當縣長，他要實現縣域自治，推崇民主、科學，最后在運動中被處決。他成了墳墓下的孤魂野鬼，用藤條把自己的頭顱固定回身子，躺了一個甲子的時間，直到遇上當今本地的高考狀元韓孝先。韓孝先大學畢業后留在省城工作，種種壓力之下患上精神分裂癥，又回到村莊，莫名看見了另一個世界的故人。韓立閣像是情節最有力的推動者，他不斷向韓孝先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死亡，讓其幫助他回到現在的村莊，尋找自己被殺的答案，也在韓孝先的意志里強加了復仇的種子。

另一個無所歸依的游魂韓立挺，和堂弟韓立閣是兩個極端，曾經作為基督教長老，最后因為懦弱和遲疑，在運動中背叛自己的信眾和信仰，茍且活到了上世紀90年代，雖然壽終正寢，卻無法獲得內心的自我救贖。他的講述，不斷豐滿韓立閣所說的歷史。

這是梁鴻想要表達出的歷史觀，她借助這樣的時空碰撞，用現代人的角度，去反觀上世紀30年代的地方自治。

把歷史放到現代的環境中，做客觀的觀照，而許多的細節，在小說里是隱喻一般的存在。這是她第一次嘗試這樣超越現實來寫現實的方式。她有些著迷這種打破了結界、天地共生的感覺。

悲觀底色

梁鴻的故事里，一直有條河流。那就是韓孝先對著墳頭說話的地方，是韓立閣躺在地下望著的方向。

少年時，她無數次沿著河岸走過。跨過河岸，再過條街，就到了學校。放學再往回走，河岸下面是家。記憶很破碎，只有那種孤獨感格外清晰，貫穿了好長的時間。有時候，她一邊倒退著走，一邊跟同學講笑話，結果自己掉進了水里。

回憶起來，這就好像映射著她樂觀表象下的悲觀底色，一直烙在身上。更多時候，她不愛跟人說話，因為現實里沒有合適的傾訴對象，只能對著河流喃喃自語，關于貧窮的家境，關于母親的生病和去世。

很多年后，她忽然翻到自己那個時候的日記，大概是五六年級，上面寫滿了“我要當作家”。她全然忘了曾經有過這個念頭。只是記得，少年時愛沈從文和張愛玲，大概這就是對作家的概念——只要是寫東西來表達自己，不管散文還是小說。

到了18歲，從師范學校畢業，梁鴻去到一所偏遠的小學教書。漫天漫地的莊稼把學校包圍在中間，一放學，好像天地里又只剩下她一個人。遠處也有一條大河在流淌，那個聲音跟玉米地的窸窸窣窣一樣，有種陰沉和黑暗，仿佛要吞噬掉她。

她忽然發現，身邊一直有雙同樣孤獨又憂傷的眼睛。那是自己四年級的學生，一個大約11歲的女孩。女孩總是盯著她，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路邊的拐角。有太多老師在村小流動，來了又走，女孩擔心梁鴻也會這樣。

離別還是在第三年的夏天到來，學生都纏住朝夕相處的梁鴻。有一天，他們繞著村莊散步聊天，女孩也在其中。他們去那條大河邊撿石子，看河水流淌，又走到了一個新的蘋果園。女孩站在一棵蘋果樹下，說，老師，你別走，蘋果再過三年就結果，等吃了蘋果再走吧。

這話深深刻進了梁鴻心里，日復一日，愈發清晰和甜蜜。她甚至記得女孩說這話的眼神，是純真中帶著一點羞澀，又滿懷能等到梁鴻回應的期待。這個形象，和其背后的蘋果園，以及那條大河，變成了梁鴻小說創作的原動力。它們是一種隱喻的種子，梁鴻覺得，這是“以柔軟而又堅韌的形象昭示著某種永恒的事物”。

她謀劃了十年，早在梁莊系列的非虛構之前已經開始，到如今斷斷續續地寫了幾萬字提綱，但是始終沒有動筆寫。

為此，她每次回到家鄉，都要去到那個村莊，見一見那個女孩——已為人母的一個普通農婦。梁鴻想了解她意識里成長的部分，希望有一天，“能有足夠的能力在創作中闡釋當年那雙眼睛背后所包含的全部情感”。在梁鴻看來，那雙眼睛是純粹的，但是里面一定包含了更復雜的特質，那才成為必須寫出來的美。

三十多年過去，原來教書的小學已經變成了一棟高樓，旁邊是寬闊的大路。梁鴻想讓蘋果樹下的小女孩永遠活下來，這也關乎她自己的成長，關乎中國鄉村，她想以此寫出當代社會內在的思維形態和邏輯。

虛構實踐

在思考關于這個女孩的故事時，架構的設計如同在一層層剝筍，好像慢慢接近了某一個核心。這個核心里有梁鴻自己，但她沒有把自己作為主角，她仍然是女孩的鄉村教師，一個輔助的角色。

梁鴻把自己的經歷歸納了一下，就是走出了村莊，成為大學老師——極其單純的故事線。如果以自己為原型，放進小說里，都不足以承載一個人物的命運。虛構賦予了她更自由的表達，可以去試圖構建層次更為豐富的人物，來實現自己對人性復雜的觀察。一些存放在心里好多年的畫面，也得以被滋養出來。

人物素描成了她多年本能的自我訓練。她習慣在人群里觀察別人，她很喜歡在蕓蕓眾生里，既是一分子，又能是旁觀者。這感覺就像大家一起吃飯、打牌、聊天，她安全地躲在如此鮮活的生活場景里，可以自由地打量一切，卻不用被人關注。

和梁鴻駕輕就熟的非虛構寫作相比，小說寫作的難處在于必須自己建構出一種邏輯，這也是梁鴻覺得吃力的地方。在虛構寫作中，去豐滿人物的復雜性，梁鴻感到，永遠只能無限去趨近。

創作的成長也如同她自己在人生經驗和思想上的生長。兒子今年上了初三，這個節骨眼讓梁鴻不得不緊張起來，原先佛系的社交方式行不通了，得積極加入家長群，跟老師常常溝通，甚至為孩子學習方便，在西城更近便的學區里租了房子。一切都跟她故事里的人物一起，在錯綜復雜的狀態里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