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宋恩榮，1937年生，山西太原人，祖籍山西平遙，教育史學家，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中的教育人物、日本侵華教育史、地方教育史志領域作出了開拓性研究。1961年畢業于河北大學，1980年調入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先后任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主任、學術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教育科學第一、二、三屆規劃領導小組教育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和第二、三屆“全國教育圖書獎”評選委員會委員，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副會長兼學術交流委員會理事長，中國教育學會理事，楊賢江教育思想研究會理事長，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臺灣文化研究分會副會長，香港國際教育交流中心《教育理論研究與實踐》雜志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日本廣島大學教育學部客座研究員，海南省儋州農村社區大學顧問。主要著作有《晏陽初傳》《梁漱溟年譜》；主編《晏陽初全集》《日本侵華教育全史》《中國近現代教育家系列研究》和“中國地方教育史研究叢書”等。

作者：儲朝暉（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學校史志分會理事長，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秘書長，《教育史研究》編委會副主任，主編《20世紀中國教育家畫傳》。）

幾次參加國際學術交流，當我介紹自己的工作單位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原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時，對方都會問：“認識宋恩榮老師嗎？”

怎能不認識呢？1988年7月我到北京參加《陶行知全集》（川教版）編輯工作，經常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辦公樓和圖書館里遇到一位中年人，他就是宋恩榮。因為他當時做晏陽初研究，加上陶行知與晏陽初的特殊關系，我們逐漸熟悉起來。2004年后，我跟宋恩榮在業務上的交往更多了，我主編《20世紀中國教育家畫傳》，他作為國內研究晏陽初的權威專家，十分樂意地參與編寫了《晏陽初畫傳》。

本文作者（左）看望宋恩榮先生。

征程

1937年7月7日，日本入侵華北，宋恩榮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府（今太原市）杏花嶺附近的博愛醫院。父親是一名古董商，仗義疏財、樂善好施，不少人在他的資助下求學、立業，參軍或參加革命。隨著娘子關戰役的失利，太原市民紛紛出走逃難，襁褓中的宋恩榮不得不由母親帶回到祖籍平遙縣城。

1944年，宋恩榮隨母親重回太原，在西羊市小學插班上3年級。抗戰勝利后，他轉學到條件較好的校尉營小學就讀，直至畢業，校長是北平女子師范大學畢業的楊邦媛女士。父親期望兒子從小懂得一點經營之道，所以安排上小學的宋恩榮賣報、賣香煙。于是，每天中午，宋恩榮都會批發100張當日報紙，一路叫賣，一般半小時賣完。但后來的經歷證明，宋恩榮一輩子沒有經濟頭腦，常常吃虧上當。

1951年，宋恩榮以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太原成成中學。成成中學創建于1924年9月，曾以“自力勤儉、師資雄厚、管理嚴格、教學精良”蜚聲三晉。

1957年，大學減少招生人數，錄取率僅為42%，成為1966年前中國高等學校招生錄取率最低的年份。宋恩榮恰恰參加了這次高考，更糟糕的是，考試時他突發急病，高燒40.5℃，但終因備考充分，并未感到太大難度，被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錄取。

此時的宋家因父親遭遇不白之冤，家境衰落。宋恩榮上學的火車票錢一直沒著落，母親不得不在家中翻出一副當年從日本人手里收購的軍用望遠鏡，換回20塊錢，才解了燃眉之急。

宋恩榮便乘坐這趟來之不易的列車踏上了人生新征程。

大學期間，宋恩榮決心好好學習，希望將來有一番作為。不幸的是，從1957年進校到1961年畢業，政治風潮此起彼伏，正常的教學秩序難以維持，學校名稱也由天津師范學院“躍進”為“天津師范大學”（與現在的天津師大無關），后再改為“河北大學”，校址幾度搬遷。

不過，顧隨先生等一批年資較高的老講師、老教授的課程，還是讓宋恩榮受益匪淺，他自己也乘機涉獵了不少中外名著。畢業時，他被分配到天津市計劃委員會，但因希望能去考研究生，“難以安心本職”，被重新分配到天津市紅橋區教育局所屬的一所中學教書。

1980年12月，在中學教學崗位工作19年后，宋恩榮手持一張北京市崇文區教育局調令，到設在教育部大院紅星樓二樓的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人事處報到，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夙愿，走上了自己心儀的研究之路。

探索

到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后，宋恩榮被分配到教育史研究室，當時這里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新中國教育”，編撰新中國教育大事記。起初，宋恩榮只干一些臨時被抓差的事情，其中包括搜集、整理編輯《陶行知教育文集》《楊賢江教育文集》等。

經過一段時間，已過不惑之年的宋恩榮逐漸找到了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他先在位于和平門的圖書館翻閱館藏資料，達半年之久，隨后開始有計劃地走訪北京等地民國時期教育文化界名人，前后費時約兩年。

彼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在開展民國大事記和民國人物傳的項目，宋恩榮多次前去了解情況，也與更多學者有了密切交往。不久，教育史研究室又安排宋恩榮去參加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中青年清史研究班”進修。他的學術視野逐漸開闊，研究方向漸漸明晰，覺得“民國教育史”是一個很有開發價值且大有作為的研究領域。

后經所、室兩級領導同意，宋恩榮開始試著做一些口述史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對梁漱溟先生進行了訪問，接著訪問了剛剛從臺灣返回大陸的范壽康先生，還先后登門拜訪了當時健在的諸多文化教育界名家，其中包括葉圣陶、夏衍、陽翰笙、周谷城、雷潔瓊、胡絜青、陳鶴琴、樓適夷、高爾松、羅炳之（廷光）、李景漢、李一氓、吳亮平、廖體仁、吳覺農、曹芻、潘念之、常書鴻、陳志潛、堵述初、袁伯樵、李世材、魏永清、任寶祥等。

因為多是與文壇巨擘或學界耆宿“面對面”，所以這些“搶救性”的訪談為宋恩榮后來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思考的基礎。經過反復思想斗爭，宋恩榮決定聚焦目標，勇敢闖進當時尚屬“禁區”的梁漱溟與晏陽初研究。

當時，有一件事引起了教育部領導的注意，即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范壽康教授從臺灣繞道美國與日本，返回大陸定居，立即受到鄧小平的接見。范壽康來京不到一周，宋恩榮就去木樨地其住所進行了訪問，并征得同意，答應為他選編一本《范壽康教育文集》。

這件事宋恩榮沒有向單位領導請示，打算私下擠出時間自己做。由于時間沒有保證，進度較慢，范壽康的兒子、哲學家范岱年與宋恩榮見面時詢問進展情況。得知宋恩榮沒有時間保障，范岱年就向范壽康的學生李銳反映，希望中央教科所能為宋恩榮做這件事“開綠燈”。

李銳知道后十分重視，隨即寫信給時任教育部部長的何東昌，希望中央教科所為宋恩榮創造條件，抓緊時間完成《范壽康教育文集》一書的選編。正是通過此事，中央教科所不再嚴格督察宋恩榮從事民國教育人物的研究了，無形中為他研究梁漱溟和晏陽初打開了一扇窗。

經過深入研究，宋恩榮認定梁漱溟是一位致力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愛國學人，是一位卓越睿智的思想家；晏陽初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致力于社會改革運動的教育家。當時，這樣的認識大有冒犯之嫌。

從1984年3月起，宋恩榮前后訪問梁漱溟七八次，并與他的兩個兒子建立密切聯系。他至今仍記得梁漱溟的“語出驚人”：中國的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如何使中國融入世界性現代文明體系的問題，“完成社會改造的工程即教育”。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的鄉村建設實驗就是充分調動了教育力量，以推動社會的禮俗改革、生產改進、縣政改革。應該指出的是，在那樣一個政治混亂、階級壓迫深重、國家主權得不到保障的社會格局下，企圖以教育的力量從根本上改造中國，只是一種一廂情愿的理想化構想。

但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梁漱溟確實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具有真情實感的愛國思想家。他一生從事人類基本問題的思考，而且從來不唯上、不唯書、不唯典。在任何高壓下，他都秉持著自己獨立的人格和見解。

從歷史實際出發研究評價梁漱溟這樣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學術界的一項艱巨任務。在梁漱溟的支持下，宋恩榮選編出版了《梁漱溟教育文集》（包括《梁漱溟著作年譜》），于1987年出版。

梁漱溟晚年曾親筆題寫“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的條幅送給宋恩榮。在為宋恩榮編輯的《梁漱溟教育文集》所寫“著者序言”中，他寫道：“世人以學者看待我，非我所愿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總本著自己的思想識見而積極行動的人，那便是最好不過了。如我在《人心與人生》中曾說明，唯圣人為能踐行盡性。我一向意氣承當，一生行事疵累多矣。自以為矯然不群，俯仰無愧，是病痛所在。”這些處世格言與自我評價為全面認識梁漱溟提供了最有價值的參考。

1985年9月，晏陽初應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周谷城邀請，時隔35年后回國訪問，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負責人建議宋恩榮對晏陽初作系統全面研究。

于是，宋恩榮將以晏陽初與梁漱溟為中心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運動”的研究提上日程，并直接與晏陽初書信來往，征集史料。

1987年7月，晏陽初第二次回國，宋恩榮于7月6日與他第一次見面，并陪同年過九旬的他登門拜訪梁漱溟，有著70年交誼的兩位世紀老人，跨越時空又相聚在一起，他們長時間緊握雙手、促膝交流、抒發感慨。

更讓宋恩榮感動的是，自己所做的研究有了價值：他們都是中西文化既相沖突又相融合的產兒。他們都是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思想家、實踐家、教育家。他們在教育思想與教育實驗方面所作出的貢獻都早已超越了國界。他們畢生為之奮斗的一個共同目標都是救亡圖存，振興民族，為中華民族的強盛而奮斗不息。

1988年4月，宋恩榮隨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團出訪菲律賓。在參加馬尼拉西朗國際鄉村改造學院的學術討論會時，他與晏陽初再次見面。晏陽初特別強調，“一般意義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事業”，意在強調其畢生所從事的平民教育與鄉村改造運動是將教育與文藝、生產、健康、自治這四大任務連鎖推進，以培養平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團結力，以期全面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

在這次會見中，晏陽初深情地表示，“你們的到來，反映了鄧小平先生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魄力，也為國際鄉村改造學院開創了與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交流與合作的先例。多年來，母國故人時在念中，‘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為祖國的建設事業力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1990年，在收到宋恩榮主編的《晏陽初全集》第一卷后不久，晏陽初就走

完了他漫長而曲折的人生歷程。2013年12月，宋恩榮主編的新版《晏陽初全集》四卷本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晏陽初從1919年至1989年的文論、演講稿220篇、書信531件，共計224萬余字，向社會呈現了這位杰出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倡導者的寶貴思想資源。

創新

20世紀80年代末，從晏陽初和梁漱溟的研究中，宋恩榮發現，中國近現代，特別是民國時期，教育界名家輩出，思想豐富，于是便在北京邀集部分教育史專家召開過兩次論證會。會上，北京師范大學的王炳照、郭齊家、蔡振生，北京大學的曲士培，杭州大學的田正平，華東師范大學的金林祥等專家，經過認真討論，肯定了這一領域研究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最后確定由宋恩榮牽頭任主編，聘請田正平、蔡振生為副主編，向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提出申報，經審議批準，立項為“八五期間部委級的重點課題”，選聘各院校與研究機構的30多位老中青專家共同完成。

這一研究成果由遼寧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1996年以“中國近現代教育家系列研究叢書”的形式陸續出版，其中包括23位教育家的22本學術專著，歷史學家戴逸先生為叢書撰寫了總序。

2004年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公室組織德育學科組、教育史學科組專家在山東師范大學開會，研究“十一五”教育科學研究規劃課題指南，組長江銘鼓勵大家開闊思路，爭取設想出一些有開拓性價值的創新型課題。宋恩榮當時腦中就有兩個新主題：一是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二是日本侵華教育史研究。此后，他幾乎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這兩個方向之中。

宋恩榮提出，依托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開展地方教育史研究，得到周玉良和湯世雄兩位會長的全力支持，會上各位專家沒有任何爭議地通過立項，委托宋恩榮起草了項目的“研究方案”和具體操作計劃。

研究方案指出，“地方教育史研究，需對中國教育史的總體發展脈絡有宏觀上總體的把握。在此基礎上盡可能充分地展現出各地區教育發展的歷史全過程和歷史特點、地域特色。中國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對中國教育史研究的充實與加強，而不是對中國教育史研究的簡單詮釋或地區性縮微。其研究的對象、范疇與方法，與中國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處，又有相異之處。它既要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與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發展的特殊性與個性。在這個意義上講，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

緊緊抓住“地方”二字，是這一研究的關鍵，研究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的空間與時間組合，包括學派與學術思想的地域性分布，如先秦時期儒、墨學派以魯國為中心，而儒家傳播于晉、衛、齊；墨家則向楚、秦發展。道家源于楚、陳、宋而流入齊，法家始自三晉等。北宋、南宋時期的關學、洛學、濂學、閩學、婺學、陸學、湖湘學等都呈現出地域性特點。

由于論證充分，這項課題在學科組的招標中順利中標。總課題組主編由周玉良擔任，副主編為湯世雄、宋恩榮。與各地教育行政機構的聯絡由周、湯兩人負責，學術研究的具體操作業務問題及有關事宜由宋負責。最終完成子課題的有北京市、天津市、遼寧省、黑龍江省、河北省、山西省、江蘇省、貴州省、河南省、山東省等24個省市地區，出版了“中國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北京教育史》《重慶教育史》等18種。

責任

1992年8月，“（偽）滿洲國教育研討會”在日本東京東海大學校友會館召開，日方有海老原、齋藤秋男、阿部洋、槻木瑞生、小澤有作、室俊司、蔭山雅博、度部宗助、宮脅弘幸、佐藤尚子、佐也通夫等學者參會，中方參會的除宋恩榮外，還有東北三省的教科所所長以及旅日學者王智新。

宋恩榮被安排第一個上臺宣讀論文。不料，一位名叫玉井秀夫的日本與會者站起來十分激動地說：“我反對宋先生的發言。當年我們在（偽）滿洲辦學校，就沒有實行過‘勤勞奉仕’，沒有進行任何奴化教育。”宋恩榮答辯說：“你們自己所辦學校情況我們不清楚，但可以去看日本天皇頒發的‘教育敕語’所表達的奴化主旨。偽滿時期日本強力推行殖民教育的有關檔案文獻可查，并有當年深受奴化教育的健在者可以作證。”

隨后，宋恩榮列舉種種事實加以反駁，使玉井秀夫情緒更加激動，企圖沖上講臺進行強行辯論，被主持人制止。會上，中日雙方與會者相繼發表論文，雖然日方對侵華期間的教育持揭露批判態度的學者居多數，但依然爭議迭起。

宋恩榮曾前后五次赴日參加學術交流，接觸了日方眾多各派別的民間人士，共同回顧反思那段歷史。其中，一些具有正義感的日本人士的認識態度令他感動，年近八旬的澀谷忠男（日本地域教育研究會會長）三次駕車帶宋恩榮專程到京都地區丹后半島的竹野郡間人町，訪問年近九旬的東史郎先生。

東史郎作為一名士兵，1937年12月參與日軍南京大屠殺。戰后50年來，經過痛苦反思，他公布了自己當年的《軍中日記》，揭露歷史真相，為此遭到日本右翼勢力的控告、威脅與攻擊。1996年4月與1998年12月，東京地方法院、東京高等法院先后兩次判處東史郎敗訴。

東史郎在家中熱情接待了宋恩榮，介紹了案子的審判過程，以及二戰時期日本軍中對士兵進行軍國主義教育的情況。東史郎表示，“為了公理與正義，我還要把官司打下去，即使傾家蕩產也在所不辭！”他提筆書贈宋恩榮：“為了中日友好，我要繼續控告，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的真相，促使日本認真反省自己的侵略行為。——東史郎”。

上述經歷讓宋恩榮深深領悟到，參與對日本侵華戰爭與奴化教育的歷史研究，是中國最高教育研究機構責無旁貸的責任。1992年東海大學舉辦偽滿洲國國際會議時，中日兩國學者就協商約定開展“日中共同研究”，議定雙方各自依托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會與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開展工作，中方共有東北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5家單位的10多位研究者參與。前后歷時二十多年，由宋恩榮、余子俠主編的四卷本《日本侵華教育全史》和四卷本《日本侵華殖民教育史史料選編》于2005年和2016年陸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中日兩國學界的廣泛關注與好評。日方更是從人民教育出版社購買《日本侵華教育全史》四卷本版權，翻譯成日文，于2016年在東京明石書店以“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名義出版。日方為此成立的“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會”，由東京都立大學小澤有作教授領銜合作。

1996年7月4日，《朝日新聞》刊發了“日中兩國關于協力研究侵華教育史”的新聞，介紹了由宋恩榮主持的這項研究。宋恩榮至今共出版了20多部相關研究著作，取得了社會公認的學術成就。

1997年7月，宋恩榮過上“退而未休”的生活，他先后發起或參與各種層次的重點研究項目。因為總覺得自己做科研起步較晚，中年才實現夙愿，所以他特別珍視科研機會，常提醒自己必須比別人更加努力。

“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宋恩榮幾十年如一日，經年累月無休，且一貫興趣盎然，甚至不能自拔，是一個典型的“工作狂”。他先后做過6次心臟手術，但精神狀態卻保持良好，研究工作也一直進行。檢索他歷年的成果資料，竟有百余項，據不完全統計，總字數約3600萬字以上，其中包括學術論文與學術專著，約110萬字，一般文論一百余篇，約80萬字，編撰各類文獻資料約3000萬字，圖片搜集、整理約2000幅。

宋恩榮的研究方法是資料先行，必須親力親為，不照搬照抄別人的現成資料。他主張做通史或專題史必須先從大事記入手；做人物傳記類必須先從年譜入手，而且一定要認認真真、一絲不茍。研究歷史，基礎性功夫要下足，不能只滿足于應付一般的咨詢業務。

宋恩榮始終懷著謙卑、忐忑的心態，隨時向年長的、年輕的，行內的、行外的同人們學習，努力再努力，從不懈怠。他要求自己在研究中堅持說真話、說實話，不做趨炎附勢的工具，不做迎合權勢無原則吹捧之事。

宋恩榮所要做的是通過研究還原歷史原貌，雖然常受各種因素干擾，但他依然堅持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和基礎，信服“史料學即歷史學”，史學的主要工作首先是發掘史料與整理史料。對于那種為達到某種需要，而不惜憑空捏造歷史事實，為自己一方樹碑立傳，甚至羅列莫須有罪名強加于人的惡劣行徑，他深惡痛絕。

宋恩榮堅信，整理出詳盡可靠的歷史資料供給社會研究者，才有可能促進信史佳作的產出。對時下耐不住寂寞與單調，急功近利，只滿足于空泛的大而無當、大而化之的夸夸其談，他表示不屑。他崇尚在學術研究中的獨立思考，沒有獨立思考的人，充其量也只是一個裝點門面的花瓶，沒有絲毫存在的價值。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0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