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文君

我投身兒童文學事業時間不算長，40年左右，比起一些前輩差很多。為何能堅持40年，是因為兒童文學是孩子尋找美、尋找幸福的百科全書。何況，兒童文學作家這個職業大有樂趣——忠于獨創，能夠寫出東方情懷和有意思的文本，并且看著出版社將它們變成活潑的書。不過，更有一種無形的責任，以及對文學的癡迷和熱愛，推動我在文學藝術上不斷超越自我。努力在兒童文學創作領域跋山涉水的、向往寫出精品力作的作家，往往都是扎扎實實爬格子的人，而不是跳格子。

從1982年起，我出版了70多本書，獲各種獎也有80余次，雖然現在寫作主要用電腦了，但在我心里，還是愿意把寫作叫“爬格子”。我最向往的生活是爬一輩子格子，所擁有的是筆、深度的眼鏡、清貧的生活、一屋子書，以及對于寫作的愛和勇氣。

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市場向好，不少作家脫貧了。但是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社會風氣也有些功利化。這時候，作家自身的堅守就顯得很重要，要呵護美好的姿態，維護獨有的價值，在多元文化時代的選擇中，保持高雅的追求和內心的寧靜。

關于兒童文學是兒童重要還是文學重要，這個爭論從來沒有結束過。我想，其實兩者都舉足輕重。一個作家的造化不是單一的，取決于作家對藝術的態度，取決于心靈家園是否豐富，藝術的造詣能否進步。而作為兒童文學作家，除了要具備種種文學的創造能力、敘事能力、價值判斷、美感、語言魅力等，還要有對兒童敘說的舉重若輕的能力，要有一個大有難度的綜合能力。我希望因為內心強烈的創作沖動而去爬格子，我在今年出版的《云三彩》就是這樣一部慢慢積累而成的兒童文學作品。

20多年前，我就已對“外來的女孩”這一題材產生濃厚興趣，我想要表達的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城鎮化對于女性的解放。因此，《云三彩》的故事著重展現小女孩李三彩的個人解放和心靈開放。城鎮化的過程必然涉及人的遷徙，從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遷徙到充滿隔膜和距離感的都市空間，鄉村社會結構和生活環境，比如多數農村的“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對于女性的身體和心靈，在觀念上都有著一定的束縛，而城鎮化的遷徙對于女性來說，就像是從潘多拉魔盒里被釋放出來一樣。

書寫兒童，要根植于兒童的心靈世界，視角和審美更要根植于社會、人性，探討無限的可能性。《云三彩》里的小女孩李三彩初到上海時，在學校里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朋友，而在家庭中，她的父母將一腔熱忱都傾注在了弟弟身上，她缺少父母之愛和朋友之愛。在上海這個形形色色、你來我往的都市空間中，三彩與爸爸、媽媽和弟弟之間的隔膜，與同學、老師和社會的隔膜，促使她的內心世界產生了質的變化。在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農村社會空間中，三彩帶有“女俠”的個性和特質，有著對于自我身份的明晰認定，但她在上海作為一個外來者，面對社會的轉型，城市中的現代生活，現代服務業的興起，必須要融入城市、理解城市，因此三彩進入城市空間以后需要做出許多改變。

上海到底是什么？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花了較多的功夫，我曾經在面對每一位采訪對象時拋出這樣一個問題：“第一次從家鄉來到上海，什么感受讓你最為深刻？”我記得很多人不約而同地談到了飲食，有人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傳說中的豆漿、油條，有人說第一次到上海吃的是進口的橡皮糖，也有人說在上海第一次吃蛋黃不燒熟、可以用吸管吸食的煎蛋，感覺自己很有成就感，生活方式突然間變得洋氣了。我還曾經到過一位在上海生活了十幾年的女性家中采訪，從外表上看，這已經是一個非常上海化的東北女性，無論是她的上海話，還是做事、穿著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風格。直到吃飯的時候，我發現她在家做了一盆“亂燉”，突然意識到她雖然想融入上海，但是內在的基因還是更喜歡自己家鄉的飯菜。人不可能完全脫胎換骨，也不需要脫胎換骨，一樣也可以融入這個城市，這就是上海。

我曾收到過一位讀者的來信，這位從外地到上海上大學的男孩子剛到上海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對上海很熟悉，原因是他當年看過我寫的“賈里”系列里面的一本書《小鬼魯智勝》，這本書里雖然沒有刻意去描述上海的風土人情，卻讓他從中感受到了上海的風情和社會各方面。

回想起來，圖畫書文本《我是花木蘭》也是根植于童年，顯現社會新形態和傳統文化力量共存的社會。它講述了一個女孩成長的故事，這種東方審美的作品此前被很多人詮釋過，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挑戰。為了精準把握當代兒童的審美視角和語言敘述，其間，我找了100個孩子，請他們說說心目中的花木蘭。在我選擇用什么藝術形式表現花木蘭的時候，一個新鮮的念頭冒出來，能不能讓1000多年前的花木蘭和現在的孩子對話，用新穎的雙重視角，雙線敘事。

有了當代兒童的視角和審美，還必須有歷史視角、文學陳述和藝術造詣，要忠于當年的社會風情和文化關聯。為此，我去了荒漠、古戰場、山川，體驗花木蘭上戰場的感受。去甘肅、河南的一些地方，從不斷挖掘出來的鐵甲、兵刀、長矛中，推斷出古戰場當時的場景。在那無限空曠的地方，看飛鳥的影子、浮動的云彩，并將這一切升華為文化想象。

北魏時期的民風是比較開放和彪悍的，花木蘭家鄉的婦女都會騎馬、射獵。為了探索花木蘭的特質和天性，我還嘗試從富有特色的地方戲著手。公認的花木蘭故里——河南商丘虞城縣一帶所唱的豫劇和常香玉老師唱的豫劇不同，是豫東調，吸收了大量的山東梆子唱腔加以融合。聽著豫東派馬金鳳老師的演唱，行腔洗練、輕盈明快、俏麗活潑、字多腔少，在其代表劇目《花槍緣》中有顯著表現。我從這些聲音里推想出花木蘭的面貌，還有干練的口音和嗓音。

《我是花木蘭》用了一個雙重的構架，既有古老故事的敘述，也有當代女孩的心語。文本最后的一些文字是文本的魂：一起從軍的鐵哥們兒來看她，花木蘭悄悄避開，囑咐弟弟陪他們玩。鐵哥們兒未必知道，久戰沙場，軍功累累的“木蘭兄弟”，是個女孩。而在另一條線，當代的小女孩對性別又有不同的認定，從中感悟時代的變遷和進步。

最近得知，《我是花木蘭》即將在美國、日本、英國出版，我感到自豪。

作品的寫作過程是心靈開放的過程。爬格子是忠于獨創的，嚴謹而艱難，也是堅持自我、探索寫作的無限可能性的過程，讓一種勃勃燃燒的精神內力永遠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