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立齋（1487—1559），名己，字新甫，號立齋，明朝名醫，曾任太醫院院使（相當于院長），在他的多種醫學著作中記載了3000多則醫案，被譽為中醫史上留下醫案最多的院使。事實上，即便拋開院使這個職務的限制，僅作為醫生而言，他也是現有記載中留下醫案最多的醫生。薛立齋能留下諸多寶貴醫案，原因可以歸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受益家學 薛立齋出生于醫藥世家，其父薛鎧精于醫書，熟諳醫理，擅長兒科和外科，曾任太醫，官居院使（院長）。薛立齋22歲就進入太醫院，雖然僅為低級醫士，但也是受了父親的蔭恩之故——其父去世后他被增補為太醫院醫士，這既是對其親醫德醫技的褒獎，也是對他本人醫技水準的肯定。薛立齋曾用桂附地黃丸醫治好了驪貴人患疽后的“消渴病”，自述這個方子是兒時其父給別人用過的。

二是本人好學 薛立齋善于觀察與學習，既學習前人也學習同輩，既學習書本也研讀典籍。薛立齋善用童尿，但童尿治跌打損傷并非薛立齋的發明，是他進入太醫院不久向一位軍官學的。史載，薛立齋“嘗詢諸營操軍，常有墜馬傷者，何以愈之？”軍官對曰：“惟服熱童便即愈”，他在實踐中發現此招確實有效，有一次自己摔傷無法動彈時還讓人找來童尿自治。曾有一個年齡40多歲的張姓錦衣衛背上長了癰疽，這在當時是非常重的病，薛立齋采用的就是前朝李東垣的艾灸法，史載“不問癰生何處，并用此法灸之，無不效者”。他還經常采用《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的方子為時人治病，這說明他對前代經典是熟知的。

三是感同身受 薛立齋對待患者無論長幼貴賤都一視同仁。明代知名藏書家沈啟原的妻子患瘡瘍，病情很重，諸醫束手，但薛立齋很快就給治好了，沈啟原因此與薛立齋成了忘年交。沈啟原為我們記錄下了這段經歷：“當是時，諸醫抱囊環立，咸愕吐舌，不敢出一語。而先生率意信手，日劑一二，不動聲色，坐而收功……先生之醫，殆所謂神解者。”這段話非常生動地記下了諸醫為其妻診病的經過，以及其妻康復后的喜悅和對薛立齋醫術的由衷欽佩。薛立齋著成《疬瘍機要》后，沈啟源為其賦序，他在序言中寫道，“視病不問大小，必以治本為第一義。無急效，無近期，紓徐從容，不勞而病自愈。”這段話彰顯了薛立齋的高超的醫德醫技。正是這般感同身受，薛立齋才能真正掌握病因、病狀，為撰寫醫案打下了翔實基礎。

四是樂之有心 《論語》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薛立齋對醫學是發自內心的喜愛，44歲時主動辭去太醫院院使一職，專心臨證和撰寫醫案。為了確保撰寫醫案的正確，避免出現偏差，他博覽前人經典，結合實踐反復研讀醫書，做到真正領會。一天，蘇州知府去家中看他，見他“蓬頭執卷”，“恍然如經生下帷之狀”，感慨地說“先生苦心哉”！但薛立齋并不以為苦，他說：“醫之道不明，世之患夭扎者，將何所控訴為也。”如果醫道不明，就會有人因誤治而死，無處控訴。可見沒有強烈的責任心，是不可能留下如此多精彩醫案的。

總起來講，薛立齋對后世醫學發展貢獻甚大。薛立齋創立了溫補學派，這與他的職業性質和擔任的職務有關。明代的太醫院職能并不僅僅限于為宮廷權貴治病，還有一定的衛生管理職能，掌管全國重要藥物或施藥，要幫助各地治理瘟疫，薛立齋在擔任太醫院院使期間，就為全國治理瘟疫付出了很大努力。

薛立齋曾和父親共著《保嬰撮要》，此書廣受后世尊重與認可。薛立齋著有《外科發揮》《外科樞要》《女科撮要》《內科摘要》等13種醫學著作，對保存前世藥方和明代藥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其經歷和曾身居高位，經其診視過的病人上至嘉靖皇帝下至黎民百姓，數不勝數，職業涵蓋了國君、宰相、軍官、商販、農婦，等等，每個醫案記載都很詳細，是研究明代病疫情況、經濟發展、社會生活的綜合史料，具有很高的歷史和醫學價值。（山東 韋欽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