篳路藍縷創“新編”

我國世界史學科起步晚，底子薄，發展慢。新中國的成立為世界史研究打開了廣闊的發展前景。1962年，由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四卷本）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由中國學者編寫的第一部綜合性世界通史，被當時國內高校指定為歷史學專業使用的世界史教材。其實在此之前，光仁洪已經開始撰寫并出版了《世界近代史》（上、下冊），約100萬字。據先生回憶，此著的講義在1956年即已編寫完成。多次討論修改后于1960年由合肥師范學院印刷發行，曾被當時一些高校歷史系作為教材或教學參考用書。此套教材不僅關注世界近代史上的經濟、戰爭和人物，還涉及典章制度和文化；不僅關注歐美大國的歷史，也明顯增加了亞非拉國家的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歐洲中心論”的偏見，較蘇聯的世界史教材也有所改進。

“文革”結束后，光仁洪帶領下的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在我國世界史教材編寫方面扮演過重要角色。1977年，光仁洪即承辦全國高校世界史教材第二次協作會，與眾多史學前輩如韓承文、崔連仲、劉祚昌、張文淳、樓均信、朱寰等先生一起討論修訂世界史各段教材編寫大綱。1979年4月17日至24日，我國世界歷史學科規劃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受會議精神的影響，光仁洪積極探索世界史教材的編寫工作。10月，在他的帶領下，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教研室集體討論并編寫了《世界近代史教學大綱》。大綱具有鮮明的特色，如從整體上敘述各國的歷史，不僅增加了亞非拉史的內容，還增添了社會思想、文學藝術以及科學技術部分的介紹。大綱還根據課程的特點和需要，介紹各種學派的觀點，同時盡可能了解和反映本專業范圍內最新的研究成果，采用翻譯過來的新材料。1984年，劉祚昌、光仁洪與韓承文主編的《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套教材在編寫體系、內容取舍、史料征引與鑒定、歷史事件和人物論述以及最新科研成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創新性，融思想性、科學性、知識性與啟迪性于一體，凝聚著老一輩學者對世界近代史的認識與突破，體現了當時中國學者的研究水準。該書1987年修訂再版，韓承文、楊啟潾、徐云霞和黃鴻釗為修訂小組成員，劉祚昌和孫祥秀擔任審訂人，光仁洪、劉祚昌和艾周昌擔任教材的修訂顧問；2017年，《世界史·近代史》作為《世界史》（六卷本）中的兩冊，由人民出版社修訂再版。

嘔心瀝血建“家園”

改革開放甫始，光仁洪即主持或同其他世界史前輩一起參與了世界史學術“家園”的籌建工作。1979年4月17日至24日召開的中國世界歷史學科規劃工作會議任務之一就是醞釀成立世界史學會問題。光仁洪代表安徽師范大學聯合鄭州大學和西北大學歷史系，即于當年5月12日至20日在蕪湖舉辦了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籌備會，討論世界史學科發展問題。25所高校和有關科研單位近60人出席，吳于廑、齊世榮、張象、靳文翰、程人乾、王斯德、蔣相澤、李植枬、王振德、侯成德等悉數到場。會議提出了世界史學科發展新理念，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由分散到整體的發展過程。會議還準備籌建我國世界史專業領域中第一個專業學術組織——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推薦靳文翰為理事長、齊世榮為副理事長兼秘書長，計劃第二年召開學會成立大會和第一屆學術討論會，并編印我國第一本《世界現代史論文集》，編寫《世界現代史》和《世界當代史》教材。由此可以看出，蕪湖會議為中國世界史學術組織的建立和世界史學科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光仁洪亦是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后改名為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創始人之一。1979年2月20日至23日，光仁洪與南京大學王繩祖、吳世民，中山大學歷史系的蔣相澤、吳機鵬在南京舉行了籌備國際關系史研究會的預備會。同年8月7日，25所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代表在蘭州召開籌備會議，決定由甘肅師大、南京大學、北京師院、北京大學、蘭州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師大、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東北師大、中山大學和外交學院等單位代表組成中國國際關系史籌備委員會工作組，并由中山大學具體負責成立大會和第一次學術討論會事宜。在先生們的精心策劃、組織與推動下，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成立大會于1980年12月16日至22日在廣州舉行，并與廣東省歷史學會聯合召開了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光仁洪在交流會上作了《均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二十年國際關系的變化》的發言，并當選為副理事長。

除了籌備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和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光仁洪還參與了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籌備委員會工作。1982年8月，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籌備會在遼寧大學召開，光仁洪與張芝聯、劉祚昌、王榮堂、李純武組成籌委會領導小組，著手研究會的籌備工作。1984年5月，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第一屆年會在沈陽召開，光仁洪與吳廷璆、王養沖、張芝聯、楊生茂、劉祚昌、郭圣銘、王覺非等先生成為研究會的學術顧問，關心、支持和指導研究會開展各種學術活動。

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以及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的建立和學術活動的開展，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世界近現代史與國際關系史研究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毫無疑問，這些活動的開展和成績的取得，凝聚了光仁洪與其他老一輩世界史和國際關系史學者無數的心血與汗水。

殫精竭慮書“新篇”

改革開放后，光仁洪獲得了學術新生，在一些重要期刊雜志上發表了有關世界史尤其是國際關系史方面的文章，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例如，他先后在《世界歷史》《學術界》等刊物上發表了《均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二十年國際關系的變化》《沙俄霸權主義和維也納會議后近代國際關系的變化》《沙皇俄國的對外政策和近代國際關系的變化》《論國際關系史研究的對象、方法及其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首創性觀點。光仁洪認為，國際關系研究除對國家間的雙邊、多邊關系作重點考察外，對國家之外的行為主體的活動也應給予一定的關注；國際關系的變化是隨著國際均勢的變化而變化，而均勢的變化又是以“均勢結構”的變化為依歸。因此，他主張通過考察“均勢結構”來研究國際關系的變化。從源頭上來探索“均勢結構”的變化，可以明晰其中的來龍去脈，不致為外交假象所迷惑，構成國際關系的“全景視野”；揭示均勢變化的癥結，可以掌握國際關系變化的核心和趨向，求得對國際關系變化的最佳預見和最優對策。正如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袁明在為《光仁洪文集》所作的序中寫道：“光先生對于國際關系中的‘均勢’之說有著獨到的見解，我以為是打通了中西之學的見地。”

此外，光仁洪作為副主編還參與編撰了十卷本的《國際關系史》（后來又增至12卷）。從1979年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籌備會召開初設寫作愿景開始，到1987年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撰寫任務的落實以及1996年十卷本、近350萬字大作的出版，前后將近18年，凝聚了近百名專家的心血與智慧。這一鴻著對近代、現代和當代國際關系中的重大事件進行了詳盡的、實事求是的敘述和分析，探討了國際關系的發展規律，理出了國際關系通史的總線索。光仁洪雖然未能親眼看到鴻篇巨制，但其在理事會和編委會會議上的多次講話、建議，無不為專著的順利出版起到了推動作用。

除此之外，光仁洪在世界史工具書的編纂方面也有所建樹。1986年，光仁洪聯合安徽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廈門大學多位專家編寫《世界近代史詞典》，并擔任主編。該詞典共收詞5000多條，凡150萬字，200多幅插圖，在“廣”“精”“要”“新”四個方面具有鮮明特色，是我國學者歷時12年精心編纂的第一部世界斷代史詞典。

玉壺存冰心，朱筆寫師魂。光仁洪先生一生嚴謹治學，淡泊名利，為推動中國世界史和國際關系史教學與研究作出了積極貢獻。（韓家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