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臺后，他在臺灣扛起五星紅旗，帶領和公開號召近3萬黨員及數萬民眾，誓言為追求國家統一、民族復興與“臺獨”作殊死斗爭。如今，他已經成為蔡英文當局和“臺獨”勢力的“眼中釘”。

他，就是臺灣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江湖人稱“白狼”的張安樂。

從去年開始，蔡英文當局就以違反“集會游行法”和“國安法”中的“叛亂罪”對張安樂進行偵辦，并將他列入永遠禁止出境名單。考慮到本報記者在臺的安全，我們采訪的地點，后來一換再換，最終在一個僻靜處見面。

讀初中就誤入“黑道”的他，退出“江湖”原因居然是想借道美國回歸大陸

張安樂1948年出生在南京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山西人。張安樂的父親畢業于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后回到山西工作。其母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后也回到了山西工作。他們都在新聞界供職。

全面抗戰爆發后，張安樂的父母都從山西到了西安，在西安他們結緣成為夫婦。后來他們又從西安到了大后方重慶，二人同在基督教會創辦的《益世報》社做記者編輯工作。抗戰勝利后，張安樂的父母到了南京。在張安樂出生一年后，南京解放，張安樂一家隨著國民黨軍隊從南京到了海南島。張安樂說他的兩歲生日就是在海南島過的，之后不久，他們又從海南島去了臺灣。

到臺之后，張安樂的父母都選擇了教育事業。父親在大學教書，母親則是在臺北最好的學校女一中任教。

張安樂說，中國自古以來文史不分家。在他的記憶里，從開始識字起，父母就不斷給他看各種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學書籍，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喜歡上了歷史。在高考時，他報考的就是淡江大學歷史系，而研究生選擇的又是歷史，不過那時他的眼界已經從中國歷史向外延伸，研究歐洲歷史。

張安樂愛穿唐裝，戴無框眼鏡，氣質可以用溫文儒雅來形容。

采訪張安樂，無論如何也繞不開一些他的早期“黑”歷史。對此，他并不回避。

而事實上，在臺灣提“黑道”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從“兩蔣”時代開始，臺灣政治就被冠以“黑金”政治，只是到了李登輝之后越來越猖獗，直到今天為止，在臺灣社會，上至領導人下到村里長，尤其是各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多數都有“黑道”背景，即便不是本人涉黑就是后臺涉黑，否則，這些人無法坐穩。這已經成為規律和規矩。而張安樂自27歲退出“江湖”后，“江湖”只留下了他的名字，而他本人沒有利用“黑道”勢力賺一分錢。

因此，在很多島內“江湖”人士看來，張安樂雖在江湖卻已不“黑”。

張安樂自小學開始，一直是好學生。然而，就在讀初中時，一次上學路上，無故受到一群社會小青年的毆打，在他孤獨無助的時候，路過的幾位胳膊上畫龍雕鳳的黑衣大哥哥出手相助。也就從那時起，他就常常會找那幾位幫助過他的大哥哥玩。

而事實上，張安樂并不知道，也不懂得那幾位黑衣人其實是當地“黑道”——南海路幫成員。盡管是“黑道”，但在幼小的張安樂心里，這些大哥哥們講義氣。而時間長了，他也就經常和該幫的哥哥們混在一起了。“因為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入沒入幫，反正大家彼此都把對方當兄弟。”

1964年，在朋友推薦下，16歲的張安樂從“南海路幫”正式加入到剛成立不久的臺灣兩大幫派之一的“竹聯幫”，按“輩分”，他被取名“白狼”。而此時，張安樂剛剛讀高中。

雖然加入了“竹聯幫”，張安樂還是主要把心思用在讀書上，但也偶爾參與“竹聯幫”活動。因為是成績優秀的高中生，加上天生敢打敢拼，慢慢地，他的名望開始在幫里建立。后來，在“竹聯幫”內的地位也開始上升。

不過，那段時間里，為了讓他遠離“黑道”，張安樂的父母煞費苦心，多次為他轉學。

1970年，張安樂迎來他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他將成為“竹聯幫”的“總護法”，相當于代理幫主。由于當時“竹聯幫”連續兩年涉社會重大治安事件，幫主陳啟禮和多位幫內大佬相繼被捕。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多名“竹聯幫”內的“大哥”將重整“竹聯幫”期望，寄托到了這位臺灣“黑道”最有文化的后生身上。

接任“總護法”后，張安樂重整幫務，那幾年“竹聯幫”進入高速發展期。然而，就在張安樂的“黑道”生涯風生水起時，他突然宣布“退出江湖”，赴美留學。

在當時，社會上流傳張安樂“退出江湖”的原因，是他的父母苦苦相逼，希望他走正道。

“父母苦勸是一方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張安樂說，自己知道兩岸肯定要統一，所以那時候對大陸產生了興趣。但上個世紀70年代的臺灣，公開地方是看不到大陸任何資料的。不過，在張安樂就讀的淡江大學東亞研究所是臺灣主要研究大陸問題的機場之一，該所直到今天也是臺灣研究大陸問題最權威的機構之一，“當時東亞研究所研究生是可以看到大陸資料的，但他們資料上都印有限制借閱者范圍是東亞所學生。”

于是，張安樂想方設法和東亞研究所同學走近，通過他們偷偷借讀大陸書籍。他說，在當時他讀的大陸書籍里包括毛澤東的很多著作，比如《矛盾論》《實踐論》，甚至還包括大陸中小學課本等等，“只要是有關大陸的書籍和資料，凡是能想辦法借到的，我都請同學幫忙。”

雖然當了“竹聯幫”大哥，但張安樂說那幾年過得并不愉快，因為忙于幫務和考慮全臺灣幾千號幫內弟兄的生計前途，他為此耽誤了自己的碩士研究生最后階段的學習，對此他有遺憾。

而在淡江大學東亞研究所看到的那些有關大陸書籍和資料，讓他那一階段萌生離開臺灣到大陸發展的念頭。

彼時，他想起了他在列寧著作里看到的一句話：從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到北京，北京到加爾各答，加爾各答到巴黎。“這是鄉村包圍都市的意思。我覺得從臺北到北京最近的距離是：從臺北到美國，再從美國到北京。”張安樂說，“我知道，要回到大陸，我必須要到美國的知名大學，拿一個像樣的學位，然后以‘留美學人’的身份才能到祖國參加建設。”

張安樂說，在當時還沒有“海歸”這一說，臺灣一些赴美留學的學生回祖國大陸參加建設，當時就是以“留美學人”身份去的，“而我，赴美留學除了想未來學成以‘留美學人’身份去之外，當時臺灣有公派留學生去美國留學。那我就想，到美國后，除了自己要回大陸，還想與臺灣公派到美國學習的留學生建立聯系，帶他們一起去祖國大陸參加建設。”

就這樣，1975年的一天，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張安樂突然宣布：從此“退出江湖”。而就在當天，張安樂便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踏上未來自己可以作為“留美學人”身份回到祖國大陸的夢想之旅。

“江南案”打破他的“歸陸”夢；卻在美國監獄里成長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

到美國后，在申請大學面試，面對美國教授詢問赴美求學的理由時，張安樂毫不掩飾未來讀成將赴中國大陸參加自己祖國建設的想法。雖然當時遭到美國教授的不理解和質疑，但張安樂的坦誠還是感動了面試教授，他先后被推薦到美國內華達大學、斯坦福大學就讀。

而當時，在美國留學張安樂沒打工，和朋友開了一家餐廳。

餐廳生意雖然算不上興隆，但供自己上學沒有問題。和幾年前的生活相比，這樣平靜讀書的生活是張安樂求之不得的。為此，他倍感珍惜，那一時期他用大量時間讀大量的書。

然而，這樣的平靜生活沒有持續很久，他的赴陸夢想也在不久后破滅。

1984年10月，張安樂被意外卷入震驚美臺的“江南案”，救了曾經的“竹聯幫”幫主，他被美國警方誣陷蹲了10年監獄。

歸國夢破滅了。一開始的那段時間他曾一度沉淪，“畢竟10年，對于一個充滿理想的年輕人而言，意味著前途和人生將從此變得黑暗。”

然而，慢慢地，他又重新燃起了理想與希望的火焰。“而讓我燃起希望火焰的，是監獄里的讀書會。”張安樂說，一次偶然的機會，在監獄放風時遇到幾位美國“黑豹黨”和美國解放運動組織的成員，“他們都是監獄讀書會成員，這些美國人都曾經是拿槍和美國政府戰斗的。”張安樂說，他們中有黑人，有白人，也有印第安人。

據張安樂介紹，他所在監獄里的那個讀書會，下面還分為馬克思列寧小組、毛澤東思想小組等，當時參加者除了上述組織成員外，還包括美國“印第安人復國運動”、非洲人文化協會、“黑色莫斯林”等組織成員。“讀書會成員很多都是支持社會主義陣營的。”張安樂說，我當時就把讀書會當成大學，和大家一起學習一起討論，“因為有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對歐洲和馬列主義的研究基礎，所以監獄生活的大量時間，我基本上都用來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著作。”那一時期，張安樂不僅把《資本論》看了幾遍，還對《剩余價值論》進行了反復研讀。那一時期，張安樂首次接觸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知識，還買了非正規渠道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英文版，“我看的最多的書就是馬列著作，美國經歷讓我成為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

張安樂說，讀書會的“同學們”基本是反美、反帝、反資本主義的。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支持中國統一，“1989年，我們的讀書會成員還專門開了會，譴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企圖對中國搞全盤西化；之后還有一次專門開會研討，并發聲明譴責達賴集團企圖搞西藏獨立、分裂中國。”

張安樂至今還記得蘇聯解體的第二天一早見到獄友——美國“印第安人復國運動”主席時的情景：“他哭喪著臉，一見到我就說，印第安人的朋友只剩下中國了，只有中國能解放我們，也只有中國才能讓社會主義制度長期發展。”

成立臺灣第一個把“統一”公開喊出來的政黨，多次參與反制、壓制、遏制“臺獨”囂張氣焰活動

1995年張安樂從美國出獄后，被美方遣返回臺。

本想返臺后就起身赴大陸發展，但由于“江南案”的余波尚存，當張安樂一回到臺灣，就被列為管制出境對象。赴大陸發展的夢想再次破滅。

1996年，臺當局終于解除禁令。張安樂立刻前往大陸。

然而，就在離臺期間，李登輝為了排除異己，指使爪牙指示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以“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對張安樂進行通緝，致使他自1996年到2013年返臺的這17年間，有家不能歸。

來到大陸后，張安樂創辦韜略集團，先后在深圳、江門、東莞、南昌設立資訊、運動器材、消防器材等多家企業、工廠，至今已擁有數千名員工。其中，最早創立的江門市運動器材有限公司已是全世界最大的頭盔制造廠，專業生產馬盔、溜冰頭盔、自行車賽頭盔，每年銷售量占到全球市場份額45%以上。

回臺灣，是這十多年來張安樂心里最強烈的期待。回臺灣，張安樂不是為了做生意，而是要回去反“臺獨”。

他說，自他1996年離開臺灣來大陸后，就聽說李登輝開始在臺灣島內興風作浪，不僅提出“兩國論”，更是把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改得面目全非，湮滅歷史真相，把年輕人向“臺獨”路上引。而自李登輝之后，陳水扁8年更是變本加厲，企圖消滅中國史，把臺灣史與中國史并入世界史，這對于一個學歷史出身的人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其我經常接到島內朋友的電話，他們向我訴說民進黨把臺灣一步步推向‘臺獨’深淵，而國民黨要么置若罔聞，要么軟弱無能根本沒有能力反制。”張安樂說，每次聽到這里就氣不打一處來，恨不得馬上回到島內，召集黨員，找來從前的朋友，強力反制民進黨和“臺獨”分子。“然而，由于島內‘獨派’力量怕我回去，他們以過去我毫不知情的罪名阻攔我返臺。”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04年10月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張安樂宣布創立了“保衛中華大同盟”。

2005年10月25日，在臺灣“光復”60周年時，“保衛中華大同盟”改名臺灣“中華統一促進黨”，至此以促進“統一”命名的第一個政黨在臺灣成立，在大陸不得返臺的張安樂任總裁。張安樂表示，“中華統一促進黨”是目前在臺灣既能深入基層各角落，又敢公開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黨。

盡管不能回臺灣，但有了政黨以后，在制衡和壓制“臺獨”氣焰上還是發揮了其他政黨團體無法替代的作用。

從中華統一促進黨成立，到2013年張安樂返臺，該黨成為島內公開亮出反對“臺獨”、支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旗幟的臺灣政黨。此后近十年，張安樂全身心投入了“政治事業”，張安樂一次次隔海遙控指揮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同志對“臺獨”進行反制。

2013年，隨著民進黨和“臺獨”勢力進一步擴張，國民黨和島內統派越來越變得弱勢情況下，張安樂再也坐不住了。他多次要求臺當局批準他回臺，即便是“有罪”，他也坦然面對，然而臺當局移民署就是不批準。“國民黨和民進黨動不動就標榜自己如何講民主、如何講法治，可是事實上呢？你通緝我，可要回去送上門給你抓，卻又不讓我回去，這不是很奇怪嗎？”張安樂說，當時執政的還是國民黨呢，后來他找了“立法委員”向“內政部”提質詢，結果面對“立法委員”的質詢，“內政部”無話可說，才決定讓他回臺灣接受調查。

就這樣，當年6月29日，張安樂經上海虹橋機場搭乘班機，于下午突然出現在臺北松山機場。“回來就是為了反‘臺獨’，就是要宣傳‘一國兩制’。”在機場，張安樂通過現場的廣播、電視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

那天，臺灣各大媒體捕捉的鏡頭里，最搶眼的不是一入境被戴上手銬，而是他高高舉起的那本印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宣傳冊。

“盡管大陸說‘一國兩制’很多年了，但實際上臺灣80%以上的人不知道。”張安樂說，那一天通過幾十家電視、廣播、報紙、網絡，讓多數臺灣人第一次看到了“一國兩制”。

張安樂說，雖然過去了6年，但是很多看到他那個手冊的人都覺得“一國兩制”對臺灣有利，而這，也是他為什么要堅持回臺宣傳“一國兩制”的目的。

在完成交保后，他開始了全島發展黨員、全島宣傳“一國兩制”的活動。

中華統一促進黨和他更積極地參與大型集會和襲擾島內“臺獨”勢力的各種“臺獨”活動。中華統一促進黨也因此成為民進黨和其他“臺獨”勢力的眼中釘。

張安樂身上一直有一種俠義之氣。用他自己的話說：以前我一切為“兄弟”情義，現在已經上升為民族情誼。

不怕被扣帽子，他說他還不夠“中共代理人”資格，坦言自己是“中共同路人”

近日臺灣當局利用民進黨在“立法院”占多數的優勢，加速“臺獨”修法活動，以期達到破壞兩岸交流的目的。其中制定修改“中共代理人法”則被看作是制造“白色恐怖”。而臺灣當局陸委會負責人在一次小范圍活動中談到制定“中共代理人法”時，明確針對的就是中華統一促進黨。

對此，張安樂告訴人民政協報記者，他沒有怕，相反很歡迎臺灣當局給他扣這個帽子，也歡迎用這個罪名對他偵辦。

張安樂告訴記者，民進黨說他是“中共代理人”，他自己覺得還不夠資格。“因為代理人是需要授權的，但我還沒有獲得中共授權。”張安樂說，我還稱不上是“中共代理人”，可能說我是“中共同路人”更恰當。

張安樂說，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70年里，帶領中國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把一個滿目瘡痍的舊中國建設到、發展到令世界矚目，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軍事科技邁入大國行列，從一個當初弱國無外交的“爛攤子”到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國家，不僅解決了全世界1/5人口的吃飯問題，更消滅了全國絕對貧困，我作為一個中國人，自然感到驕傲和自豪，對于中國共產黨做出的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政策方針，我和中華統一促進黨非常贊同也非常支持。因此，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和政策的贊同者、也是未來踐行者，我當然是同路人。

張安樂說，中華統一促進黨黨員目前有兩萬多人。因為和其他統派政黨不同，因為過去的背景原因，黨員絕大多數是臺灣所謂本土人，在地方都有一定影響力，很多都是自己年輕時候的兄弟，所以在反制比較猖獗和囂張的“臺獨”分子手段和行動力上，不會像其他統派或國民黨那樣太溫文爾雅。因此，礙于威嚴，“臺獨”分子和民進黨當局面對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強勢反制不敢正面迎戰，而是妄圖借用法律和所謂政權暴力手段來解決。

不過，對于民進黨要強勢通過的“中共代理人法”，張安樂有預感，可能以“危害國安罪”“叛亂罪”治他。“但我不會畏懼，就像紅軍長征一樣，都走過了大渡河，翻過了雪山，過了草地，什么都見過了，還有什么害怕的？”張安樂告訴人民政協報記者，為了因應局勢變化，他已經找好了接班人，“這些接班人一定會和我一樣面對‘臺獨’勢力不會有任何動搖。”

在南部搞《臺灣何去何從》巡回講座，以日本和越南統一的例子讓和統走心入腦

就在記者和張安樂見面前，他剛從南部民進黨執政的嘉義縣民雄鄉作《臺灣何去何從》巡回講座回來。嘉義是傳統民進黨票倉，也是民進黨內蔡英文派系所在地。然而，這個綠到出汁的地方，講座效果居然讓張安樂感到意外，“雖然幾十個警察包圍會場，但整個禮堂座無虛席。”

張安樂說，和6年前那次他返臺宣傳“一國兩制”不同，因為今年以來，無論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把“一國兩制”當成妖魔鬼怪拿來嚇唬臺灣民眾。針對這個現象，張安樂結合南部地區民眾多為感性支持者這一現實，換了一個角度，談《臺灣何去何從》。在宣講中，張安樂首先強調統一是歷史大勢，古今中外，面對統一大勢，誰也阻止不了。由于臺灣特殊的歷史原因，親日哈日現象普遍，為此，張安樂在論述面對兩岸統一大勢時，以不久前接受日本反華媒體《日本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舉的日本和越南的例子給民眾聽。

張安樂告訴嘉義民眾說，不久前，《日本產經新聞》記者采訪他，質疑他“臺灣很多人不想統一，你作為臺灣人為何要提統一？”張安樂回答這位日本記者說，“你作為日本人，問這個問題正好。1868年以前，日本是個藩政割據國家，當時日本充其量就是個世界三流國家，但你們1868年國家統一，明治維新，你們發展經濟，發展軍事工業，一躍為世界強國。因為你們強大了，搞了對外擴張，把臺灣吞并了，把琉球吞并了，把朝鮮吞并了，把東北三省吞并了，你們還貪得無厭，發動‘七七事變’。你們走上了敗亡之路，最后戰敗投降。因為你的日本是統一的，所以戰后很快就復興了。我告訴這個日本記者，我作為中國人，是不是也應該希望中國統一？我說過之后，這個記者不說話了。”

張安樂說，兩岸統一有兩種方式，一是和統，二是武統。和統就談判，以“一國兩制”的形式。如果民進黨當局拒絕和統，那就剩下武統一條路。張安樂告訴嘉義民眾，如果真要武統，那么臺灣要怎么辦？就這個問題，張安樂還是引用他接受上述日本媒體記者的采訪作了論述。

張安樂說，當時，那位日本記者以我之前向臺灣民眾喊出的“臺獨賣臺，挑起戰禍，陣前起義，不做炮灰”的口號，質疑張安樂有一種投降叛變的心理。張安樂回答說，“你是日本人，問這個問題剛剛好。”

“1868年當日本統一大勢來的時候，當年薩摩藩領導人西鄉隆盛帶著部隊打到江戶的時候，江戶作為德川幕府大本營，面對統一大勢就很明智，派了一個叫勝海舟的大臣出來談，結果江戶無血開城。江戶軍隊把城門打開，讓天皇的軍隊進來，幕府的軍隊出去，沒有死一個人。然后日本把京都搬到江戶，結果是江戶一個小城市一躍成為國際大都市，江戶人都發財了。”張安樂說，這是叛變心理嗎？面對統一大勢，江戶選擇了正確面對。未來如果兩岸真的要武統，臺灣人民會不會選擇“無血開島、人民有錢”？話音剛落，現場就響起了掌聲。張安樂說，他還舉了一個相反的例子，在1868年日本統一大勢來臨時，同樣作為另一個藩政會津市（今福島），藩主松平容保面對統一大勢選擇武裝對抗，最終會津子弟被天皇軍隊全部消滅，松平容保卻選擇投降。“我敢說，真要武統，‘臺獨’讓你們打，但他們早就趁你不注意跑了，那大家還要選擇打嗎？”張安樂告訴嘉義民眾，即便被迫武統，臺灣人應該選擇江戶模式還是會津模式？一目了然。

對于有人提問說，“今天臺灣不是會津，孤軍作戰，臺灣后面有美國。”張安樂解釋說，越南統一大家知道吧？1954年法國人奠邊府戰敗，南北越人民決定公投統一，可是美國插上一杠子，結果越戰爆發，越南人死了幾百萬，最后美國人拍拍屁股走了。最終南北越還是統一了，“你們說美國人靠得住嗎？”

為反制“臺獨”、遏制“臺獨”，為國家統一培養紅色力量

因為害怕統一力量，在民進黨和“臺獨”媒體的歪曲下，張安樂和中華統一促進黨被他們污蔑為“黑道”或“黑衣隊”。這就為蔡英文當局制定修改打壓統派政黨和力量創造了輿論氛圍。而“中共代理人法”和“國安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見不得光的黑暗處堂而皇之走向前臺。

不過，張安樂說，民進黨說中華統一促進黨是“黑道組織”絕對是誣陷。他強調，中華統一促進黨黨員中有曾經“竹聯幫”的成員，但絕不占大多數，只有10%左右。“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是民族觀念很重、傳統觀念很深、在國家和民族認同上有相同理念的人走到一起的。”

他說，以前在臺灣島內沒有人敢公開講“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但是中華統一促進黨的黨員，不但個個都會高聲宣言，更是會用實際行動去捍衛“一國兩制”。國臺辦官員當初來到臺灣參訪，民進黨組織了上千人去抗議，國民黨沒有“抵抗”，是中華統一促進黨的黨員去迎接他們、與“臺獨”嗆聲的。

至于“黑道政黨”，張安樂說，民進黨永遠都是雙重標準，最近發生的陳同佳案件中，涉及蔡英文當局所謂的“國策顧問”黃某某不就是會道盟的人嗎？民進黨和蔡英文競選團隊里有多少是“黑道背景”的人？“我覺得，只要為了愛國促統反對‘臺獨’的人，都是我們的同志。”張安樂坦言，中華統一促進黨當前就是要培養挖掘紅色力量，這些紅色力量在統一前可以作為強力遏制“臺獨”的有生力量，也可以為統一后儲備可能出現類似香港暴徒事件的制衡力量。

張安樂說，中華統一促進黨目前黨員行動力很強，但論述能力還不夠。因此，他們將通過舉辦論壇，從中發現人才，培養論述能力和行動力都強的骨干。就黨員發展上，該黨年輕黨員增加很快。張安樂坦言，他的過去背景為該黨的發展也提供了重要影響。在臺南新營區，那是個極端綠色區，但那里有一個重要黨員是他年輕時候的朋友，他就直接告訴他的那些支持“臺獨”的兄弟說：“為統一犧牲了也是烈士，你們為‘臺獨’去死，就像死一條小魚。”他的話在當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我就要在‘臺獨’大本營培養紅色力量。”張安樂對記者表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