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近日，山東省肥城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張宸、趙文菊等37人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尋釁滋事罪等犯罪一案提起公訴。據公開報道，張宸父母及其本人均曾獲“勞模”稱號。2010年，張宸的父親去世后，其接替父親進入社區工作，曾任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等職，還擔任多家企業負責人，其母趙某也在多家企業擔任法定代表人。母子二人糾集多名家族成員和一些有前科的人員，在當地形成了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

新京報發表任然的觀點：公開語境下，這是個“勞模之家”，張宸既是社區“一把手”，也是多家企業負責人。而背地里，卻是一手把持基層政權，一手掌控著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這樣的反差著實過于諷刺。該案目前還在公訴期，具體的細節和定罪，仍待司法最終確認。但從目前所披露的信息看，如此“黑白兩道”儼然通吃的基層涉黑案例到底是如何生成的，其實并非無跡可循。張家暴力控制基層長達8年時間，一方面，仰仗于對基層組織的暴力控制，欺行霸市，強攬工程，提升和鞏固家族在地方的影響與權威，從而可能為獲取包括勞模稱號等在內的榮譽獎勵和政治資源鋪路；而另一方面，有了官方榮譽的加持，意味著可以對沖和“洗白”涉黑嫌疑，則進一步助長非法斂財、為害鄉里的跋扈底氣。其實，近年來所查處不少典型的基層涉黑案件中，都有著“黑白兩道”通吃的特征。一些涉黑案件背后，往往牽出蘿卜帶出泥，充斥著權錢交易、“保護傘”等魅影。就此而言，“勞模之家”的光環雖然被戳破了，但其暴力控制基層長達八年，形成了一個有著數十人參與的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背后是否有“保護傘”，也應深查。這也提醒治理部門，不能再以傳統的眼光來看待涉黑犯罪，掃黑也不能被個別人的身份和頭銜所迷惑。

小蔣隨想：社區、居委會屬于城鎮居民的自治組織，類似于農村的村委會，其工作人員不是公務員，沒有行政級別。但所謂“縣官不如現管”，“社區干部”和“村官”掌握著“類權力”，如果約束監督不力，同樣蘊含不小隱患。個別地方的村官異變為“村霸”，社區干部中也可能滋生敗類。社會需要關注個案，還要探究個案背后是否存在共性問題。比如，居委會或村委會成員，應由居民或村民選舉產生，并且接受監督，是什么導致“選出來的人”反而為害一方？這之中，一些鄉村空心化，一些城市居民不太重視手中的選票，可能是一個原因。再有，大家往往愿意選“能人”，但某些“能人”參加基層自治的初衷“不純”。進一步看，如果有關人員既掌握“類權力”，又是經濟實體的負責人，“雙肩挑”為夾帶私貨埋下伏筆。公務員法等規定公職人員不得經商，而“社區干部”和“村官”不是公務員……這些問題中，有的是社會快速發展、人口遷徙流動導致，需要與時俱進地管理人口和戶籍；有的需要加強教育，讓人們善用、慎用投票權利；還有的要考慮企業家造福鄉里，既要有效強化監督，又不宜“一刀切”令其脫離企業。回到本例，張宸母子在長達8年的時間里“黑白通吃”、成為嚴重禍害，背后有無“保護傘”，尚不能斷言；但社區的上級管理部門，起碼難逃失察之責。掃黑除惡，對于典型案例，理當舉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