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多少工資、花多少開支，這是多少年來家家戶戶要算的賬。

不少年長者還記憶猶新，“過去一家收入光應付吃穿就捉襟見肘”，而伴隨經濟社會發展，工資的增長成為最直觀的感受。與此同時，就業門路多起來，收入來源多元化，口袋里的“蛋糕”越來越大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近60倍，人民生活由緊缺到富裕，日子越來越美。

從年均445元到8萬多元

工資收入大幅增長

300多張工資條整齊粘貼排列著，其中年份稍早的已經泛黃，一些字跡也已十分模糊，但仍可以清晰辨別一些獨特的年代特征。比如，一些工資條上印有“糧價補貼”“滅鼠補貼”等特殊詞匯；早年間月工資還只有幾十元，到后來突破百元，近幾年已是數千元。

這些特殊紙條是山東青島已退休的張老師的珍藏，蘊藏其中的變遷歷程，也是屬于一代人的共同記憶。“這些工資條是一面鏡子，反映了我的工資收入變化，從中也能看到中國普通家庭收入的巨大變化，非常有意義。”他說。

千萬中國家庭物質生活的改善，就隱藏在這些工資條變化的數字里。70年來，中國居民工資收入實現了大幅增長。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前，中國平均工資增長較慢，1952-1978年，全部職工平均工資從445元增加到615元，增長了38.2%，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不多。

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快速增長。2018年，中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達到82461元，是1978年的134倍，年均增長率達到13%，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了18.3倍，年均實際增長率為7.7%。

中共十八大以來，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增長速度為9.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平均增長7.4%，高于同期GDP增速，中國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

“70年來，居民收入實現大幅增長，從世界橫向比較來看，這一力度是全球少見的，成績是舉世矚目的。”中國勞動學會特約研究員蘇海南對本報記者表示。

從“大鍋飯”到按勞分配

分配制度適應發展需求

不久前，一些省份陸續公布調整2019年最低工資標準，上海、北京、廣東、天津、江蘇、浙江等地月最低工資標準超過2000元，勞動者將獲得真金白銀的實惠。

70年來，工資收入的大幅增長既得益于整體經濟的發展壯大，也離不開工資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在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譚中和看來，中國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歷史性成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工資分配制度體系基本形成。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恢復按勞分配原則，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各類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的格局大體形成。

經過多年探索，中國已搭建起“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國家監控指導”的工資宏觀調控制度框架。國家定期發布勞動力市場工資價位、行業人工成本信息、工資指導線和非競爭類國有企業工資增長調控目標，健全完善了最低工資制度調整機制。

譚中和說，工資分配制度改革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生產力水平較低，長期實行“平均主義”政策；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在分配環節上更多強調效率原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使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進入21世紀，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工資分配原則更加關注社會公平，更多關注低收入群體，著眼于縮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這種政策的調整與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相適應，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符合中國實際，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協調。

從單一的工資收入到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占比提升

收入來源更加多元化

44歲的王師傅來自江西農村，20多年前來到北京，先后干過建筑工人、建材采購、房屋裝修，現在成了網約車平臺的司機，月收入和工作強度讓他覺得挺滿意。“跟咱父輩年輕時候比起來，現在出路多，只要肯干，不愁沒收入。”他說。

過去，農民靠土地，城鎮居民靠工資。今天，進城務工、創新創業，各類增收路子五花八門，收入來源十分單一的情況永遠成為了歷史。在蘇海南看來，70年收入分配改革的成績之一，就是拓展了勞動者和居民的增收渠道和途徑。當前，億萬勞動者和廣大居民擁有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等多種收入渠道和途徑。

——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不再占據絕對主體，經營、財產和轉移收入比重增加。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城鎮居民就業者絕大多數為國有和集體職工，工資性收入幾乎是唯一的收入來源。改革開放后，隨著非公有制經濟蓬勃發展，投資渠道不斷拓寬，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完善，城鎮居民的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經營凈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11.3%，比1964年提高8.4個百分點；人均財產凈收入占比為10.3%，比1985年提高9.8個百分點；人均轉移凈收入的占比為17.8%，比1964年提高13.3個百分點。

——農村居民收入來源由集體工分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為主轉為家庭經營、工資和轉移收入并駕齊驅。改革開放前，農村居民從集體得到的工分收入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1956年，農村居民人均從集體得到的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62.4%。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得農戶成為獨立的經營單位，家庭經營收入比重上升。隨著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工資性收入成為拉動農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長的重要來源。進入21世紀后，隨著各種惠農補貼發放、農村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和脫貧攻堅政策的深入推進，轉移性收入也得到快速增長。2018年，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41%，經營凈收入占比為36.7%，財產凈收入占比為2.3%，轉移凈收入占比為20%。

蘇海南認為，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居民收入仍有增長預期。與此同時要想方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創新和產業升級換代，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更好實現包括工資在內的收入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