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辦出臺意見加快發展流通促進商業消費

優化消費環境提振消費信心

□　本報記者 　杜 曉

□　本報實習生 劉艷清

近日，為推動流通創新發展，優化消費環境，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流通促進商業消費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20條穩定消費預期、提振消費信心的政策措施，體現了當前我國對發展流通、擴大消費的高度重視。

在當前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情況下，消費日益成為我國經濟的穩定器與壓艙石，是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此次《意見》的出臺，將帶來哪些深遠影響？《法制日報》記者采訪了業內有關專家。

優化供給推動消費

持續釋放內需潛力

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院長荊林波認為，過去我國主要依靠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包括大規模要素粗放投入、GDP導向的激勵制度等傳統動能拉動經濟增長，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開始逐步走向依靠新動能推動經濟增長。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80987億元，比上年增長9.0%，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6.2%，比資本形成總額高43.8個百分點。

“這一組數據說明了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基礎性地位。然而，2019年1月份至7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3%，出現近年最低的增長幅度，增速比1月份至6月份回落0.1個百分點，使得有些人對我國國內消費的潛力產生懷疑。”荊林波認為，在這種背景下，《意見》的出臺有利于穩定消費預期，提振消費信心。

據荊林波介紹，在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就明確提出，2019年要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重申，要進一步優化供給推動消費平穩增長，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持續釋放內需潛力。

荊林波認為，一般來說促進商業消費首要環節是增加收入，如果居民收入增長，就能形成擴大消費的物質基礎。其次，要構建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讓消費者敢于消費，比如說不斷完善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體系，讓人們有一個穩定的預期，從而敢于在當下消費。最后，為消費者營造良好的商業環境，讓消費者放心消費，要全面保障消費者的相關權益，打造全渠道的商業氛圍，讓消費者便捷、安全地消費。

“《意見》正是針對當前流通消費領域面臨一些瓶頸和短板，提出進一步優化消費環境，挖掘城鄉消費潛力，以實現加快發展流通促進商業消費。”荊林波說。

完善汽車消費制度

更好滿足購車需求

把戶口遷到學校之后，北京某高校碩士研究生汪曼(化名)就開始申請汽車搖號，她打算畢業后留在北京。

“現在有資格搖號就先搖著，要不等畢業后也不一定立刻就能搖上。這種事要看運氣，先排隊機會就大一些。”汪曼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她有一個親戚搖號多年至今未中，于是她決定早作打算，不過現在看來機會仍然渺茫。

《意見》第十條提出，釋放汽車消費潛力。實行汽車限購的地區要結合實際情況，探索推行逐步放寬或取消限購的具體措施。

今年4月，發改委發布《推動汽車、家電、消費電子產品更新消費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見稿》中提到，已限購地方2019年和2020年車牌增量指標數量須在2018年基礎上分別增加50%、100%，同時明確嚴禁各地出臺新的汽車限購規定。

今年6月，發改委聯合生態環境部、商務部發布《推動重點消費品更新升級 暢通資源循環利用實施方案(2019-2020年)》，要求各地方政府不得對新能源汽車實行限購、限行，已經實行的應當取消。

“上述政策出臺的根本宗旨在于破除汽車消費的制度障礙，恢復消費者的信心，提倡新能源汽車消費。”荊林波說，汽車消費如今對國民經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018年限額以上汽車類消費占限額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達到26.8%。如果說，消費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壓艙石，那么汽車消費則是消費的堅強內核。

盡管目前出臺了不少文件致力于破除汽車消費制度障礙，但實際效果還有待觀察。據交管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全國汽車保有量達2.5億輛，其中私家車達1.98億輛。與去年同期相比，2019年上半年汽車新注冊登記車輛減少139萬輛。

在實行限購的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杭州、石家莊、貴陽8座城市和海南省中，廣州、深圳已作出響應，從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廣州市將增加中小客車增量指標10萬個，深圳市將增加投放普通小汽車增量指標8萬個。“目前其他限購城市遲遲沒有表態，相關政策仍不明朗。”荊林波說。

據了解，8月26日，北京小客車指標辦公布了今年第4期搖號的基數序號總數。經測算，這期約2622人搶一個指標，中簽難度再創新高；新能源指標有超過44萬人申請，新申請者或將等到2028年才能有資格購車。

汪曼也參與了這一期搖號，與前幾次一樣沒有搖中。她希望北京能夠取消汽車限購或者稍微放寬限購，不過對于放開限制之后的城市交通擁堵和尾氣污染，她也有擔憂，“要是既能夠滿足購車需求，又能夠解決用車帶來的其他問題就兩全其美了”。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認為，取消或者放寬限購需要考慮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之前出臺了一些限購政策，如果放開取消或者放寬限購的話，要考慮政策前后如何銜接；其次是當初實行限購是為了緩解交通擁堵，現在如果直接取消或者放寬限購的話，很多地方仍然會面臨這一問題，這可能是影響汽車限購政策走向最重要的因素。

“客觀而言，對于城市道路交通問題不要太擔憂。不必過于擔心汽車數量增加會加大道路交通擁堵，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相比于一些發展中國家，我國機動車每萬人擁有量還是比較低的，導致交通擁堵可能是在城市規劃上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高樓比較多、密度比較大、車輛通行時間集中等，要解決道路交通擁堵問題，更好地滿足購車需求，還需要在城市規劃上下功夫。”傅蔚岡說。

推進夜間經濟發展

杜絕行政不當干預

近年來，一些地方積極出臺相關政策發展夜間經濟。比如，2018年11月天津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了《天津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加快推進夜間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打造“夜津城”的目標。

2019年7月，北京市商務局聯合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市城管委等14個部門，召開“北京市關于進一步繁榮夜間經濟促進消費增長的措施”媒體通氣會。通過優化夜間公共交通服務、開發夜間旅游消費“打卡”地等十三條措施，計劃3年內在全市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管理規范、各具特色、功能完善的“夜京城”地標、商圈和生活圈。

《意見》第十二條提出“活躍夜間商業和市場”。荊林波認為，發展夜間經濟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提升夜間經濟的文化內涵，夜間經濟不僅僅局限于類似于“搓一頓”這樣的餐飲消費。

荊林波舉例說：“就比如，故宮推出過‘紫禁城上元之夜’,得到很多人追捧，甚至因搶票導致官網一度癱瘓。有些人發出了‘故宮夜場門票比春運車票還難搶’的感慨。再比如，西安不僅有大唐夜景，更有西安城墻周邊夜跑，并且周邊夜跑成為全國跑友的一個最佳選擇。西安白領愛運動，其夜間健身消費位居全國第三。”

此外，荊林波還認為，發展夜間經濟需要重構全套城市治理模式。比如城市的公共交通體系如何配合夜間出行者，為他們提供較為全面的服務；夜間的噪音、垃圾、安全等問題如何規制，如何避免由此產生新的社會矛盾等，都是城市管理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發展夜間經濟仍然需要培育新一代的消費者，引導更多消費者養成夜間消費習慣，倡導科學的夜間消費理念，從而形成可持續的夜間消費范式。”荊林波說。

傅蔚岡則認為：“發展夜間經濟最重要一點，是要減少政府的不當干預，尊重夜間經濟自身的發展規律，盡量杜絕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不當干預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