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專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個書法家，以一手高古、簡約的章草獨步書壇，儼然大家。

一生酷愛寫字

沈從文的老家湘西鳳凰是一個文化底蘊厚重的地方，當地人學書作畫蔚成風氣。沈從文從小耳濡目染，喜愛書法。1919年，17歲的沈從文入伍，先后在芷江和保靖當兵，卻立志要當書法家。當時沈從文的薪水是6元，每月還要扣除伙食費2元，而他5個月之內竟買了17元的字帖。從此，他的行囊里“有一本值六元錢的《云麾碑》、值五元錢的褚遂良的《圣教序》、值兩元錢的《蘭亭序》、值五元錢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行軍途中，只要安頓下來，他就勤奮練字。他在《從文自傳》中說，那時有一個理想，就是“勝過鐘王，壓倒曾李”。“因為那時節我知道因寫字出名死了的有鐘王二人，活著的卻有曾農髯和李梅庵。我以為只要趕過他們，一定就可獨霸一世了。”

因字寫得好，沈從文經常得到同事和上司的夸獎，成了湘西王陳渠珍的秘書。他還曾被推薦為當時因公死去的芷江縣警備隊隊長段治賢寫墓志銘，刻于青石碑上，字體蒼勁有力，看似一幅完美的書法作品。

沈從文后來從事文學創作，當了教授，仍堅持練字。在西南聯大時，他的學生汪曾祺曾寫《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對老師沈從文的書法作了描述：“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只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

新中國成立后，沈從文放棄文學創作，轉入文物研究。“文革”期間，沈從文手上有五六十個專題研究，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唯一的休息就是每天晚上寫寫字作為消遣。1978年的夏天，作家荒蕪寫過幾首小詩送給沈從文，其中一首寫道：“對客揮毫小小齋，風流章草出新裁。可憐一管七分筆，寫出蘭亭醉本來。”

到了晚年，沈從文的字越來越被文藝界朋友們看好，請他題名、向他索字的人越來越多。著名書法家、美術史論家黃苗子先生曾有一段中肯的評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沈從文先生經常寫古詩十九首以贈親友，其書法功力至深，予曾獲觀其早年在行伍時所書某軍校碑，豪健瀟灑，近李北海。晚年參以章草，自成一家，而益縱肆；其書順筆所之，有時且加以涂抹勾改，如顏真卿祭侄稿，一掃常規而純任天然，為歷代書法所未見。”

書法軼事見品性

在沈從文的書法生涯中，有幾件軼事至今為人稱道，從中也可窺見沈從文為人處世的品性，對他有更全面的認識。

1947年，沈從文在天津《益世報》編輯副刊。當時，詩人柯原的父親患病去世，家里欠了一大筆債，生活陷入困境。為幫助柯原渡過難關，沈從文想到了賣字。于是，他在1947年9月20日的《益世報》文學周刊上登了一則啟事：“有個未謀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喪事情形困難，我想作個‘乞醯’之舉，凡樂意從友誼上給這個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點困難，又有余力做這件事的，我可以為這個作家賣二十幅條幅字，作為對于這種善意的答謝。這種字暫定為十萬元一張。我的辦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來信告訴我，我寄字時再告訴他如何直接寄款給那個窮作家。”30多年后的1980年，柯原才第一次見到沈從文，此事也被傳為文壇佳話。

上世紀70年代，沈從文的母校鳳凰文昌閣小學請他題寫校名。他思索了一會，說：“我的老師田名瑜先生還健在，他的字寫得比我好，應該請他寫。”便推辭了。田名瑜是沈從文的老師，也是從文昌閣小學走出的學者、書法家。

1982年12月，沈從文的文集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出版，共得版稅9700元，再加上平時積蓄，湊足一萬元，捐給母校文昌閣小學。當時沈從文每月工資僅200元。學校用這筆錢建了一座藏書樓，準備命名為“從文藏書樓”，請他題字。他趕緊回信說：“絕不能以我的名字命名，這與我希望的完全不同，就叫‘藏書樓’吧！”他只題寫了“藏書樓”三個字寄回去。此舉可見沈從文的赤熱心腸和淡泊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