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西安7月２８日電題：白發換青山 花甲槿正榮——農業科學家程積民扎根寧夏固原40年守望“平凡”

新華社記者沈虹冰、姚友明

寧夏固原云霧山區，綠意盎然。

64歲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研究所教授程積民將手輕輕從草叢中拂過，就像撫摸孩子的頭發。

這里曾經“山是和尚頭，溝里沒水流，耕種山梁峁，刮風浮土跑”。惡劣的自然條件，使貧窮就像《西游記》中妖精手里的“捆仙鎖”，人們越想掙脫，就越被它緊緊束縛。

程積民用40年的樸素堅守，解決了黃土高原林草地建設分區、退化草地恢復、恢復草地利用等關鍵理論與技術難題。他主持的研究成果在寧夏、陜西、甘肅、山西、內蒙古等省（區）示范推廣，創造了500多億元的經濟效益，帶動30余萬貧困戶脫貧。

今天的云霧山成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貧困的帽子和惡劣的生態，逐漸消失在一代人的記憶里。

初心：把青春獻給需要我的地方

擇一事，惠眾生。從事基礎學科研究的程積民說，自己有一顆“平凡的初心”。

40年前，云霧山區并不像名字那般美好。那時，程積民從大學畢業，分配到位于陜西楊陵的水土保持研究所，像家人期望的一樣，有了一份體面的工作。

1979年夏，參加工作不久的程積民隨所里的老師們到云霧山考察，踩著羊腸小道走遍了云霧山周邊溝峁塬梁的旮旮旯旯。一天，科考組在野外吃晚飯時狂風大作、黃沙漫天，等大家拿開遮擋雙目的手一看，帶來的饅頭和咸菜已經覆蓋了一層黃土。

那頓“沙土飯”，改變了程積民的人生選擇，激起了他改變黃土地貧瘠狀況的強烈愿望。

走村入戶時，程積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每天日上三竿，不少群眾還都躺在炕上，少有人出門。

“一問才知道，原來農戶家窮得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這種情況當時在云霧山區比較普遍。”程積民說。看到當地群眾望天喝水、孩子上不起學、沒有醫療保障的狀況，他心里產生了從未有過的痛楚。

生態環境惡劣使當地土地貧瘠，土地貧瘠又讓農民廣種薄收，家無余糧令群眾加大開荒和放牧面積，開荒和放牧又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貧困，仿佛是云霧山區祖祖輩輩逃脫不了的“詛咒”，靠天吃飯的日子，仿佛永遠望不到頭。

“我無法忘記，即便家里可能都沒有隔夜糧了，當地群眾見到我們時，有一個餅還要分半個給我們吃。”看到老鄉們的熱情和淳樸，同樣出身于陜西蒲城農村的程積民晚上一個人悄悄地躲在角落，抹起了眼淚。

“為什么這里不能像我上學時去過的南方一樣風景秀麗、山清水秀？我一定要在這里開展研究工作，改造這里的荒山禿嶺。”程積民在日記中寫道，“搞農業科學研究不就是要改善群眾生活嗎？我想把青春獻給這片最需要我的地方。”

他和導師鄒厚遠商量后決定，向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申請，在云霧山區設立一個觀測點，長期觀測并試驗恢復黃土高原上的植被，通過改變當地植被和小氣候，帶動當地脫貧。

申請很快得到批復，同時在寧夏的科學技術大會上引起不小的轟動。從此，程積民將他的心留在了固原。

扎根：將科學論文寫在黃土高原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奮斗！”理工科出身的程積民很喜歡《平凡的世界》里的這句話。

從公元7世紀到20世紀前半葉，黃土高原有記載的大旱災就達236次。這里的生態之苦在上世紀幾乎達到了頂點。

如何恢復黃土高原地區的生態，全世界的學者們一直都有分歧和爭議。有些學者認為，黃土高原生態不可逆，一經退化就很難再恢復；還有人執念于在裸露的黃土上造林，死一批、再種一批，再死，再種……程積民沒有受限于這些做法和觀點，而是希望從自己的科學實踐中找到答案。

在年降雨量只有430毫米的黃土高原核心區，種什么？怎么種？程積民的科學試驗和推廣首先要面對的是世俗觀念。

程積民在觀測點附近找到了一個山頭，嘗試使用“封山”的方法進行對比試驗觀測。很快，他發現沒有任何人工活動的地區，草的密度比其他地區高出一倍。有了三年左右的數據，程積民團隊決定向當地政府申請，擴大封山面積。

封山禁牧，這個話題對于祖祖輩輩在山上放牧、人口占當地總數一半的回族群眾來說，乍聽起來無異于“滅頂之災”。

“怎么能放任這樣一個人胡鬧？”不少人提出了質疑。

常年在保護區工作的固原市原州區寨科鄉蔡川村村民楊啟來說：“當時好多干部群眾都在罵我，說我胳膊肘朝外拐。我作為本地人都這樣被人抱怨，程老師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程積民想去村民家解釋自己的工作，卻經常吃閉門羹。為表示憤懣和抗議，村民們甚至偷盜程積民放在山上的儀表和儀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日本同行來云霧山考察后誠懇地告誡程積民，想要在這里恢復生態無異于天方夜譚，他們甚至懷疑云霧山區曾是中國試驗核彈的地方……不過這些“內憂外患”、冷嘲熱諷，都沒能將這個臉上寫滿堅毅的人擊倒。

程積民說：“人活著，就得隨時準備經受挑戰與磨難。”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1982年，觀測點升級為保護區，程積民團隊逐漸擴大自己的試驗區面積。為了讓老百姓接受自己的試驗方法，程積民挨家挨戶地頻繁登門造訪，一次不行去兩次，兩次不行去三次、四次。

“慢慢地，有老百姓開門讓我進屋了。再后來，村民給我們泡茶了、甚至做飯了，他們逐漸開始接受我們了。”當群眾的觀念開始轉變的時候，程積民開始謀劃改變當地長期以來自然放牧的生產模式。

針對當地每年降水較集中、容易造成土壤流失的情況，程積民對植被覆蓋度低于30%的山頭采用灌草立體配置技術，就像南方的茶園一樣，用一條條檸條帶給山系“圍脖”，梯次減緩暴雨中地表徑流的流速，防止水土流失；對植被覆蓋度高于30%的山頭，保護區采用自然封禁的方式恢復植被。

如今保護區水土流失面積由每年每平方公里的5000多立方米，減少到現在不到1000立方米。保護區的面積也從最初的3.5萬畝，擴大到20萬畝，由他創造的灌草立體配置新技術，推廣到黃土高原100多萬畝土地上。

從楊陵到云霧山有380多公里的路程，其中一半還是山路。在交通落后的年代，程積民需要先坐班車到西安，從西安坐班車到固原，再從固原搭車到鄉里，從鄉里找車去云霧山，去一趟需要兩三天時間。就是這樣的路，暈車的程積民平均每年要往返云霧山十幾次，扎在點上工作180多天。至今，他已經跑了600多個來回，行程50萬公里以上。他用無悔的青春將論文寫在了黃土高原的腹地，初步解答了如何在黃土高原恢復生態的難題。

“科學家就要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程積民說，“群眾的需要就是我們研究的動力，農業科學家的論文就應該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在突破重重技術難關后，程積民團隊在黃土高原上恢復的天然草地和灌草配置基地很快突破百萬公頃。

堅守：40年讓貧困山區“換了人間”

如何通過恢復生態撬動村民脫貧？在1989年當地生態初步恢復后，程積民幫助當地打破貧困“詛咒”的攻堅戰只算攻克了第一個堡壘。

與我國另外三大高原不同，黃土高原溝壑縱橫。“不像是一馬平川的地方,一個地方只放一個微型氣象站就行。”程積民的學生劉建說，“黃土高原得在山頭的陰坡、陽坡和山頂上各放一個，因為不同地方的小環境有很大差異，這樣才能測得相對客觀準確的數據。另外，一個山頭到另一個山頭看著很近，但要繞過去路途很遠。”

在程積民開始駐扎云霧山的年月里，根本沒有如今先進的測量設備，每天，他都要手握一把溫度計、濕度計等設備，將其插在不同山頭的不同采樣點上，然后循環往復地“巡山”，跟蹤記錄采樣點每小時的氣溫、濕度等變化情況。背著干糧，戴著草帽，每天在外工作12個小時，行走路程超過15公里，這已經成為程積民的工作常態。晚上回到站里，他還要就著煤油燈整理數據，經常工作到后半夜，被煤油燈熏黑了臉。

為了提高農戶收入，程積民分析土壤結構，研究推出人工草料種植技術，改春播為秋播，使人工草料產量從最初的畝產300公斤干草，發展到畝產1.1噸。他還通過試驗研究，為牲畜精心配置了飼料，這種飼料中，云霧山區的天然草、人工草、玉米秸稈和油渣以5:2:1:1的比例配比，基本保證當地農戶每戶能蓄養3至5頭牛、20只羊，每年每戶創收超過4萬元。

40年中，程積民扎根在云霧山區的時間有近20年，從青春煥發到年逾花甲，他成了固原市的“榮譽市民”。而云霧山也從過去冰雹多發、“一場大風從春刮到冬”的貧瘠之地，變成了國家自然保護區和風景區。群眾的生活也從過去單純依靠畜牧業，逐步走上了草料、果樹種植和畜牧業多種產業脫貧致富的道路。

“他把天都改變了，把地都感動了！”當地干部群眾這樣評價這位樸素的科學家。

如今，固原市原州區寨科鄉蔡川村村民海波看著自家羊圈中的80多只羊，笑意寫在臉上。海波采用程積民研究的規模化放牧與舍飼結合養殖技術，現在每年有50多只羊出欄，收入超過5萬元。除了告別了貧困，海波還供女兒上大學，兩個兒子也即將邁入大學校門。

在同樣位于云霧山區的寨科鄉彎掌村，38歲的村民楊學虎這幾天正欣喜地盼望著家里的5頭母牛盡快產下小牛犢。除了養牛，他還種植了紅梅杏、草莓等水果。“過去每天感覺天上下土一樣，現在我的家鄉空氣清新，山頭上綠意盎然，生態好了，水分涵養住了，也為我們種植一些經濟灌木甚至林木提供了可能。”楊學虎說。

據不完全統計，程積民團隊的相關研究成果在寧夏、陜西、甘肅等省區自然恢復植被面積、人工草地種植面積和灌草配置基地面積均超百萬畝，帶動30萬貧困戶脫貧。據中國農科院經濟研究所測算，從1989年至今，程積民團隊累計創造經濟效益超過521億元。

平凡：做群眾身邊的一顆“長芒草”

“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強大起來的。”程積民說，甘守平凡，默默奉獻，讓自己這一輩子有滿滿的幸福感。

他也有遺憾和愧疚：1987年的一天，他在山溝里接到家人3天前發來的電報——“兒子嚴重發燒，速回！”他慌了，給家里撥電話時，雙手都在顫抖。在得知孩子已經退燒并即將出院后，他一下子癱坐在地上痛哭。

還有一次，他回家發現老母親正在從樓下往家里搬蜂窩煤球。“200多公斤的煤，母親分批往5樓搬，看到她佝僂的背影、吃力的步伐和臉上豆大的汗珠，我覺得特別對不起家人。”

上世紀90年代，全國的科研經費一度緊張，但程積民覺得每年在云霧山的定期觀察不能偏廢，如果觀測年出現斷檔，那么整體數據的科學價值就會嚴重下降。他自費從每年僅4萬余元的全家收入中掏出3萬余元補貼團隊，不給兒子買新玩具，幾年不給妻子添置新衣裳，一分錢掰成兩半花，這才有了近40年持續不斷的黃土高原氣象、土壤方面的珍貴數據。

鑒于程積民取得的成績，組織上打算提拔程積民回到水土保持研究所內工作，也被程積民拒絕了。他不想坐在辦公室里，黃土地、云霧山，那里才是他心靈的歸宿。

在云霧山2000多種植物中，程積民最喜歡“長芒草”。這種草耐旱、耐寒、耐瘠薄、耐牲畜踐踏啃食。等到生態恢復的時候，這種不起眼的草便“隱藏”在植被中，沒有山花絢爛，沒有白蒿顯眼，這像極了低調且不善言談的程積民：40年完整的草地試驗資料，全世界都找不出幾份，然而程積民總是能大度地與團隊甚至是業內學者共享。

“長芒草”繁殖能力強，程積民對深山的堅守如今也有了眾多傳承人。他們中曾有人冒雪上山做試驗，汽車翻到溝里去，傷愈后繼續堅持在一線。更多年輕人像40年前的程積民那樣，踏上了探索自然奧秘、造福百姓的漫漫征程。

“我甚至希望自己百年后還能再繼續關注著云霧山的變化。40年的時間太短暫，我想看看再過60年這里是什么樣子。”程積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