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萬三千里寫生·朱修立（右一）

我自1961年畢業留校，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教學與創作歷程。自1984至1998年間，我先后十余次出國講學與展覽，并在國外旅居數年之久，到過亞、歐、美諸地，對于中國畫在世界藝壇的地位稍有了解：起初，我盲目的自信中國畫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蘊，在世界上應該有領先的地位。

美國寫生 1998年 686x685mm

隨著在香港和倫敦居住了三年之久，多次參觀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泰特現代美術館，以及許多私人博物館，拜讀了許多現代與古典的名作，深深為西方藝術的高度與深度折服，從而認識到我以往眼光的狹窄和觀念的偏激。明白了其他民族與國家也有他們的光輝與燦爛，有著我們所不能替代的特點，應該向他們學習。所以，第二階段，我吸收西方現代藝術中某些特點，如構成、造型、色彩等，努力融匯于我的山水畫之中，以“中為體，西為用”，形成一種新的模式。第三階段，我想用這種模式去試試畫一些西方的風景，于是去了美國旅居。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非洲藝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些土著居民制作的雕刻，從樹根到樹梢，都雕上了各式各樣的人物，形象生動、夸張，極富想象力，風格極其鮮明。其后，我又瀏覽了波士頓畫廊一條街，當時有家畫廊正在展示一位非洲雕刻家的作品，這些展品既有非洲的特色，又吸收了歐洲現代抽象的元素，水平很高，令我駐足。

我當時聯想到自己所走的路正好與他的思維一樣，突然間，我想如果我有錢，是購買大都會博物館的作品呢？還是購買畫廊的作品呢？顯然，我會購買博物館的作品，因為他們更具民族特色！而畫廊里的作品雖然水平也很高，但是其特征已被歐洲“現代”共性所削弱。我應該思考自己的“路”。回紐約后，我二度參觀每年一次的亞洲文物藝術博覽會，走入會場，不用看標簽，立刻可以分辨出中國的、日本的、印度的、印尼的......因為他們的藝術特色太分明了，如果把“現代水墨”拿來，將分辨不出它的“國籍”，人家也不會接受。

山水長卷

另一件事也使我印象深刻：在倫敦旅居期間有人向大英博物館推薦我的作品。我送去兩幅供選，一幅是吸收了西方色彩的“創新”作品，另一幅是山水長卷，雖然在構圖與節奏上融入了現代觀念，但基調是傳統山水的畫的繼承。一個多月后，大英博物館選定了后一幅，并于1990年9月在其“館藏歷代中國畫選展”中展出，本次展品中，除去古代作品，僅有張大千、傅抱石和我這幅山水長卷是近現代作品。很明顯，大英博物館眼里，這是中國傳統繪畫的延伸。如果說，亞洲藝術博覽會的例子是我個人的觀點，那么，大英博物館的例子，則是西方人眼里中國畫的概念。

由此，我悟出了一個道理：中國繪畫必須也必然會向前發展，但所謂“創新”，必須有兩條前提，一是不削弱原有的民族特征，否則混同于“統貨”，沒有藝術獨創的價值；二是不降低本民族藝術已經達到的高度。比如原有的高度是十層，你的創新必須高于十層，哪怕在十層上加一塊磚也是發展。而另起爐灶哪怕畢一生之力蓋九層也算不上創新。

總想起沒有霧霾的日子 2014年 1230x924mm

可見，要發展民族藝術必須先了解和繼承遺產，而失去了民族特征，在世界上也就沒了自己的位置。

朱修立

1938年出生于上海。1961年畢業于南京藝術學院并留校任教，早年曾參與和見證南京新金陵畫派的創立和發展，后調入安徽省書畫院專職創作。1987年被評為國家一級美術師并享受國家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