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這是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中所引用的一句古語。該句出自《荀子·儒效》，完整的表述是：“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

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趙國人，其處齊三十余載，三度執掌稷下學宮“祭酒”顯位，兼收并蓄，博洽周流，積薪而上，獨成一家，是戰國末期儒家乃至先秦諸子之集大成者，馮友蘭先生譽之“孟子以后，儒者無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壘始又一新”。與先師孔子境遇類似，他雖胸懷王道，卻屢屢碰壁，無論赴齊、入秦，還是適楚、歸趙，其抱負皆不得施展。于是荀況晚年退居蘭陵（今山東棗莊東南），著書立論，為后世留下《荀子》三十二篇。正因學說成于后，具有博采眾家的優勢，其書涵括政治、經濟、社會、人倫、生態諸多領域的主張，并專列《非十二子》一章對先秦諸子思想進行批判性總結，是當時少有的關乎治國理政的系統性著作。

習近平主席所引文字，出自《荀子》第八篇《儒效》，屬于該書的核心篇章。“儒效”，顧名思義，即指儒家之道的效用，這是古代中國君臣賢哲反復討論的議題。荀子在該文中，即竭力論證作為儒者在治國理政中的關鍵作用。當論及儒者所應具備的素養時，荀子明確指出，對于求知聞道而言，沒有聽到不如聽得到，聽得到不如看得到，看得到又不如心中理解，而心中理解不如親身實踐。唯其達到了親身實踐，學問才算是達致知行合一的化境。

專就此句原意而言，荀子主張學習本身并非目的，學習的目標在于實踐。古今所有賢達，能夠做到明辨是非，言行一致，為人處世無所差錯，就在于他們勇于實踐，且善于將所聞所見所知所思付諸實踐。因此，知而不見，知識即使淵博也難免多有謬誤；見而不知，知道雖多亦不免由于理解不足而頻生錯訛；知而不行，理解了卻遲遲不去踐行，知識就算敦厚豐富也終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一言以蔽之，一旦與親知實行相脫離，儒者的見解雖偶有所得，然究其實質也終非真知真得，并不具備普遍意義，用這種經驗去處理問題，一百次嘗試恐怕一百次遭遇失敗。可見在知行關系問題上，荀子強調學以致用、注重踐履，甚至認為行高于知，知識要通過實踐檢驗，此看法在先秦時期頗具特色。

關于知與行這一對重要哲學范疇，南宋朱熹與明代王陽明皆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討。朱熹認為“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知須在行的前面，行重于知，二者是并列又相互啟發的關系。三百余載后，王陽明在貴州處困居厄，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他常強調：“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其要點大致有三：知行只是一個功夫，不可分割；知行是一種辯證統一，互相實現；知行合一既是道德實踐，也是政治實踐。到了近代，在反思中國革命失敗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孫中山先生提出了“行易知難”的主張。在他看來，首須破除“知易行難”的傳統觀念，此為革命難成之大敵；其次揭示出“行易知難”方為救國之道，總之行動就是一切，有志者事竟成。可見孫中山這一“革命哲學”具有強烈的時代性、針對性與戰斗性。

從荀子到孫中山，歷代賢哲對知行問題的討論，盡管觀點不一，側重不同，但都聚焦于一處要害：每個人大都了解自身缺點，但最大的軟肋是知道卻往往改正不了。為人處世之難，無非知行不能合一。

雖世易時移，不過荀子關于知行關系的觀點，依然頗值后世借鑒。對從事地方治理或部門管理的廣大黨員干部而言，就是要勇于任事，知行合一。例如，干部不作為、亂作為的現象在十八大后受到社會普遍關注。部分黨員干部思想上求“穩”、觀念上求“守”、心理上求“躲”，與之相反，還有部分黨員干部盲目攀比，好大喜功，嘩眾取寵，一味迎合。無論是不作為，還是亂作為，雖然成因復雜，形式多樣，但究其思想根源上的病因，都是干部自身沒有處理好知與行的關系問題。正基于此，黨員干部必須堅定理想信念，增強政治擔當，秉承以人為本、實事求是、統籌兼顧、行勝于言的正確觀念，方可既避免“坐等出事”的不作為，又克服“過猶不及”的亂作為，成為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好干部。與此同時，在處理當今國際關系上，“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亦有其可取之處。當今世界，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然而人類也正面臨著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難題。因此，各國必須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中國著眼于人類發展和世界前途，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積極主張，為破解全球發展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中國史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