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7年全國科技投入統計公報發布。數據顯示: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強度為2.13%,從地區投入強度分布來看,R&D經費投入強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市)有7個,分別為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天津、浙江和山東。投入在1%以下的省份有11個,其中最少的為西藏,僅占GDP的0.22%。

從這項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內各省份研發投入強度分為三個階梯,高投入區(2%以上)、中等投入區(1-2%之間),以及自寧夏以降的低投入區(1%以下),其中低投入區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左右。無數研究證明:大凡研發投入強度比較高的地區,科研產出以及經濟與社會的狀況也比較好,反之亦然。我們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發布的最新數據(2018年),對R&D投入與論文和專利產出情況進行相關性分析,可得到結論:幾個科研產出的高點地區也是投入強度比較大的地區。我們又運用其他統計數據,均發現:投入與科技產出具有高度相關性。

落后地區是否也應該加大研發投入?答案是顯然的,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因此,我們認為其中有很多理論問題亟須厘清。

眾所周知,知識的生產同樣需要投入資源(人、財、物等),否則不會憑空產生。所有類型的創新的實現都是建基于知識基礎之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域內的知識存量與再生產能力就成為實現創新的必要條件。因此,加快知識生產就成為當下落后區域改變處境的首要任務。而加大科研投入恰恰是增加知識供給的主要手段。

從宏觀來看,研發活動在整個知識生產環節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首先,加大研發投入可以快速實現區域間的人才集聚效應。其次,研發活動可以促成區域內產業升級,從而實現經濟結構轉型;第三,隨著研發活動的加強,可以培育區域內的科學文化氛圍,從而提升區域內的知識基準線,為知識溢出效應創造條件。按照經濟學家費爾德曼(Feldman)的說法,要實現知識的溢出效應,需要滿足兩個條件:其一,創新活動在空間內集聚;其二,知識流動在地理環境層面的本地化。把費爾德曼的觀點換一種說法就是:區域內的知識密度要足夠大,本地要有合理的知識梯度,只有具備這個條件,知識的擴散與流動才是可能的。為了維持區域內的知識密度,足量的人才儲備的存在至關重要,由于存在知識梯度,然后知識才能在各類人才之間流動與吸收,在這個過程中創新得以涌現。這里還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即知識在傳遞過程中的認知距離問題。正如柯亨(Cohen)指出:認知距離過長可能會阻礙溝通從而完全消除知識溢出效應。由于知識通常以兩種形式存在: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顯性知識是可以通過文字表達與傳播的,而隱性知識只能以個人所具有的實際能力來體現。在具體創新的過程中,隱性知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地區都會采取各種方式積極吸引人才的內在原因。

對于發達地區而言,投入研發活動可能僅僅是錦上添花,但是對于落后地區而言,加大研發投入就不僅僅是增加知識供給的問題,更是維護本地區知識基準線不至于快速降低以及文化土壤不流失的主要手段,否則本地區的人才也會被其他地區吸引走,從而加劇馬太效應在區域間的優勢累積與劣勢累積同時放大現象。正如民間所謂: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研發投入就是人才發揮作用的梧桐樹。根據我們前期的研究可以發現:研發投入就是人才集聚與產業升級的催化劑?，F在發達地區相對于落后地區已經形成了較強大的吸水泵效應,再不積極應對,落后地區的文化土壤將不可逆轉的流失,一旦文化土壤極度貧瘠化,人們的觀念將鎖定在保守路徑上,不可避免地造成區域的封閉與落后,對于未來而言,這才是致命的。

筆者多年前曾提出一個創新基礎支撐條件模型,也被稱作五要素模型,即實現創新需要具備五項基礎支撐條件:制度、經濟、人才、文化與輿論。從這個模型中可以發現,如果一旦某區域投入研發基金,這部分投入會直接帶來人才、文化的轉變,間接帶來制度與經濟的改善。

現在的問題是落后地區用于研發活動的錢從哪里來?主要路徑有兩條:首先,降低制度成本。據我們前期的研究顯示,大凡落后地區的制度成本都比較高,因而降低制度成本就相當于增加整個社會(區域)的收益。如去年很多地區,以放開戶籍限制來吸引人才。這原本是制度安排中預留的政治準備金,意識到這種安排的區域,從而通過釋放這部分資源達到吸引人才的目的。其次,消減不合理支出,合理配置資源,總會給研發投入留下空間,比如近幾年陜西、安徽等省的表現就很搶眼,它們的經濟總量并不是很大,但是通過合理配置資源,加大科技投入,最近幾年經濟與社會的整體進步態勢明顯,相信不遠的將來,他們將收獲更多的源于研發投入帶來的收益,從而躍升到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一方陣中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大研發投入更多的是決策者的一種態度和認知格局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錢的問題。(作者:李俠,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韓聯郡,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