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近三千年的瓷器生產史上，單色釉瓷器不僅是出現最早的釉色品種，而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占據著瓷器生產主流的地位。這種除自身釉色外不假其他任何色彩裝飾的瓷器，被稱為瓷器中的“大家閨秀”。古往今來，單色釉屬于一種高階的審美，更是跨越年代的極簡美學。

明永樂龍泉青釉葵口折沿 荔枝花卉紋大盤

以文人審美來看，宋代瓷器因自然而不造作的特點成為高峰。但從材料和技術的成熟度來看，明清時期的單色釉，則形成了另一次發展契機。明清兩代的瓷器生產總體上看是一個世俗的時代，無論是在御窯還是在民窯產品中，青花、釉里紅、青花五彩、斗彩、五彩、粉彩、琺瑯彩等占比最大，它們因為裝飾手法和圖案都更貼近生活而盛行。然而，單色釉瓷卻反世俗而動，在釉色品種、仿古與創新、器物類別和器物造型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成為明清時期景德鎮瓷器生產清新、質樸的亮點。

日前，在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開展的“大樸尚簡——明清單色釉瓷器菁華展”就遴選了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御窯博物館館藏明代御窯遺址考古遺物以及海外重要私人舊藏共110余件（組），旨在將單色釉瓷器置于中國古代陶瓷生產大體系和中國傳統文化、禮法系統內，審識單色釉瓷器藝術成就之外的深層價值。

在明代以前，瓷器窯場雖然遍布大江南北，直至塞外，但基本是以南北兩個生產中心（南方以浙江、江西為中心，北方以河北、河南為中心）為主向外輻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各窯場各擅其勝，但主流產品仍然不出青、白二元的體系，一些名窯品種也多是在青釉體系內以釉色自身的變化為主。

至明代，單色釉生產除了對早期青瓷釉色的直接傳承外，還開始模仿燒造宋代汝窯、官窯等名窯的釉色，在復古的同時，金代孔雀藍釉、孔雀綠釉生產技術傳入中國并在北方發展，這種技術隨著國家的統一進入景德鎮，這也是景德鎮窯場引進國外單色釉生產技術的開端。

所以，“大樸尚簡”便是以景德鎮御窯考古出土的25件御窯遺珍為切入，關注明清單色釉的發展。自元代浮梁磁局后，景德鎮御窯廠在明初設立，開始了專為宮廷燒制御用瓷器的歷史。由于其獨特的官方背景，便有了薈萃全國能工巧匠的特權，且不惜工本，以高標準、嚴要求，精益求精，為宮廷遴選御用瓷器。明嘉靖之前對于廢品的處理方式主要為打碎掩埋，所以根據近年考古發掘，明代景德鎮御窯廠地層出土了大量相對應時期的落選品，從而有充分的考古資料還原、推斷當時的瓷業面貌，也為今人對明代御窯瓷器的認識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比如，展覽展出的一件明永樂時期的紅釉梅瓶，是2002年在御窯遺址北麓永樂時期的埋藏坑中出土，該器物的腹部有明顯的打擊痕跡，可見這一時期對于官窯落選貢品，有刻意打碎再掩埋的嚴格管理制度。

在展品選擇上，“大樸尚簡”突出單色釉瓷器的顏色分類，并把每類顏色作為實物參照，給予觀者直觀體驗。例如，展覽對于統稱為“茶葉末釉”的瓷器進行了區分，分為蟹殼青釉和鱔魚青釉，兩件器物并列展出，顏色對比一目了然。此外，展品中還包括明嘉靖黃釉仰鐘杯、清乾隆祭藍釉天球瓶、清雍正影青釉刻海水蝠紋碗、清乾隆青釉浮雕葫蘆紋葫蘆瓶、清雍正松石綠釉蓋盒、清雍正爐鈞釉如意綬帶耳葫蘆瓶等20余種釉色器物，豐富的釉色種類可謂近年罕見。

在展覽的最后一個章節，還特別設置了以3種器型、9種釉色共14件菊瓣盤為主的菊瓣器物專題，以反映清代帝王對于文人雅趣的偏好。有意思的是，《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記事雜錄》曾有關于12色菊瓣盤的燒造時間的明確記載，然而當年燒造的12色菊瓣盤具體是哪12色并未留下明文記載。

據了解，雍正皇帝學養深醇，追求器物的至善至美，對瓷器中的顏色釉瓷器也是相當情有獨鐘，“上有所好，下必從焉”，御窯廠把皇帝的喜好作為色釉調配的最高標準，嚴格按照造辦處提供的樣品匹配釉料燒制，生產出一大批胎質細膩、氣質高貴的顏色釉瓷器。僅在雍正一朝就能燒制出多達近60種釉彩，其中單色釉達到近40種。而雍正帝本人對于單色釉的愛不僅僅是其釉質和風格，更喜愛其嬌美的器型，所以雍正一朝的單色釉瓷器造型娟秀并且胎釉精細。

既沒有復雜的圖案紋飾，也沒有豐富的色彩搭配，單色釉瓷器卻有著另外一種能夠令人如癡如醉的美，這種美是一種天然去雕飾的自然之美，是對“美到極致是自然”這一境界的經典詮釋。

清嘉慶黃釉 云龍紋天球瓶

清康熙—雍正仿宣德 寶石紅釉僧帽壺

清乾隆蟹殼青釉 如意綬帶耳葫蘆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