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怎么可能？10多天前即10月16日，李希凡先生還參加了在香山腳下由北京曹雪芹學會舉辦的重陽節雅集，為此事他還給我打電話，問我去不去，我說一定去，老先生非常高興，說那我也去，我知道他是想見見老朋友。這些年來，只要有紅學界的聚會，他差不多都出席，就是要見見老朋友，和老朋友聊聊天。10月26日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辦《田青文集》首發式，李老和田青先生是好朋友，他們又共同參與了《中國藝術通史》的編撰，李老是總主編，田青是分卷主編。在《田青文集》的附卷《田青印象》中，就收有李老給田青的書寫的序。李老聽說《田青文集》出版，非常高興，表示一定去。可到了10月25日早上，李老給我打電話，說早晨起來感覺不舒服，血糖低等。我對他說那就不要勉強了。他非常遺憾，要我一定轉告田青先生，不僅他本人表示祝賀，還要特別轉達《中華藝術通史》編委會的衷心祝賀。那一天雖然他說感覺不是很舒服，但從他打電話的聲音聽來，底氣很足，絲毫感覺不到生病了。正因為這樣，第二天我在接待韓國紅學家代表團的會上，還對呂啟祥老師說，聽李老打電話的聲音，身體沒問題。不想，三天后李老竟與我們遠別，我無論如何都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

我認識李希凡先生40年，他是我多年的老領導，也是我十分敬仰的師長。認識李希凡先生，當然是緣于《紅樓夢》。記得第一次見到李希凡先生，是1978年。那是在北京工人俱樂部看電影越劇《紅樓夢》，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大事，弄一張電影票很難，因為我的老師參加了《紅樓夢》新校本的校注工作，使我有機會弄到電影票，最重要的是見到了李希凡先生。那時我們都是以一種崇拜的眼光看著他，不想李先生竟是那么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我清楚地記得當時在劇場里一位李希凡先生的崇拜者，希望李先生給她簽名，可她既沒有帶筆也沒有帶本，簽哪兒呢？不想這位崇拜者伸出手，李先生一看就笑了，就在這位女士的手上簽了名。多年后我和李先生開玩笑，又提起這件事，李先生大樂，卻故意說我怎么想不起來有這樣的事。自那次見到李希凡先生后，第二年我就從原文化部辦公廳秘書處調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工作，還有幸參加了中國紅樓夢學會籌備的具體工作，使我有了更多的機會見到李希凡先生了。再后來他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擔任常務副院長主持工作，那時的常務副院長就是實際上的一把手，這樣他就成了我的領導，見面更多了，也就更熟悉了。

人人都知道，李希凡是“小人物”，是被毛主席表揚的“小人物”。他又毫無疑問是紅學界的大人物，是影響一個時代的大學者、大紅學家。記得多年前，一位朋友問我：“你認識李希凡嗎？”我說當然認識。他又問：“那你怎樣評價李希凡在《紅樓夢》研究中的地位？”我回答說：“今天，人們盡可以對李希凡先生的紅學觀點提出這樣那樣的批評，但都不能否定李希凡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上的貢獻，都無法抹殺他在《紅樓夢》研究上的影響與歷史地位。在紅學史上，李希凡就是一個時代。”

2013年新年剛過不久，我收到了李希凡先生贈送的新作《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我幾乎是一口氣讀完這部“盼望已久”的書。說“盼望已久”，絕不是奉承李先生的話，而是發自內心。幾年前，在我擔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的時候，曾有幾年分管文化藝術出版社，一次我對李希凡先生說，能否寫一部自傳交給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記得當時李希凡先生斷然回答：“我是不會寫自傳的，功過是非讓歷史去評價。”我表示不同意，我說：“你不是一個普通的人物，你是在歷史的進程中產生過很大影響的人物。你有責任把你自己經歷的事情說清楚，這是對歷史負責，也是對你自己負責。你不寫自傳，別人也會說三道四。與其別人這樣說那樣說，不如你自己說一說。”當時李先生并沒有接受我的建議。大約是2010年或2011年某一個時候，李希凡先生讓人帶給我一封信，信里說：“慶善，送一瓶野葡萄酒，換一點稿紙如何？”這當然是李希凡先生的幽默。這時我才確切地知道李希凡先生正在寫自傳，由于老先生不會電腦打字，還是用稿紙一字一字地寫，他特別喜歡當年的那種500字的大稿紙。李希凡先生小小的玩笑，可讓我作了難，我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勁，在院行政處的朋友們的幫助下，總算是搞到了一些稿紙送給了李希凡先生。所以，我對李希凡先生的自傳是盼望已久，確實是發自內心的、是“事出有因的”。說到這瓶野葡萄酒，李先生還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我這酒可不是受賄得來的，是我給朋友的書寫序，人家要付稿費，我是堅決不要的。人家為了感謝我，就送了一瓶野葡萄酒。我的葡萄酒可是用序言換來的。”大家都知道，李先生一輩子待人寬厚，是少有的仁慈長者。同時又是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他從不收禮。比如這兩年我們修訂《紅樓夢大辭典》，開完會大家吃一頓飯，都是李先生自己掏錢。作為學生我們哪能要老師請客呀，他總是說我工資比你們高。李先生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是出了名的好人，這是認識李希凡先生的人一致的看法。看他的自述，你也會感到他為人的真誠、坦蕩、寬厚、善良。我正是拜讀了李希凡先生的自傳，觸動了我要寫一寫李希凡先生的想法。

寫李希凡先生，繞不過如何評價李希凡的學術成就和歷史地位。2016年12月8日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紅樓夢學會主辦了“李希凡與當代紅學”學術座談會，在開會之前，我向馮其庸先生匯報了要開“李希凡與當代紅學”學術座談會的事情，馮老非常高興，他與李希凡先生有幾十年友情，兩位老朋友幾十年為紅學事業并肩奮斗，曾共同主持了《紅樓夢》新校注本的工作，共同主編了《紅樓夢大辭典》，還曾長時間共同擔任紅樓夢學刊的主編，他們為新時期紅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按照以往，馮老一定會為這個座談會作詩題字的，但現在馮老年紀太大了，再過兩個月就94歲了，身體狀況也不太好，寫字已經有些困難了。馮老雖然沒有為這次座談會作詩題字，但他對座談會非常關心，馮老對我說：“開這個會非常必要，新中國紅學是李希凡、藍翎開創的。”

確如馮其庸先生所說，新中國紅學是李希凡、藍翎開創的。馮其庸先生曾指出：“李希凡與藍翎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標志著紅學研究從舊紅學走出來，走進了一個新的天地、新的方法、新的理論。也因此找到了新的研究前途。這是紅學史不可回避的事實。”的確是這樣。李希凡先生研究《紅樓夢》始于1954年，他始終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文學典型論評論《紅樓夢》中的人物，他說：“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用脫離社會、脫離時代的人性善惡、生命意志，是不能對《紅樓夢》中如此眾多的典型性格的個性形象，進行準確而透徹的分析的。”“我歷來認為，曹雪芹對中國文學史的偉大貢獻，就在于他筆下的‘真的人物’，都是典型環境中的個性鮮明的典型形象。”“我還認為《紅樓夢》中人物的個性化的藝術創造，堪稱世界小說之最。”

李希凡和藍翎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文章，開辟了紅學發展新里程的歷史貢獻是不爭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作為自覺地努力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紅樓夢》第一人，在60余年《紅樓夢》研究的學術生涯中，李希凡先生始終不渝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和文藝觀研究《紅樓夢》，始終不渝地堅持著自己的一系列基本觀點，他堅持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杰作，是清朝封建貴族階級、也是整個封建貴族階級制度必然滅亡的宣判書，而絕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他堅持認為“色空”不是《紅樓夢》的基本觀念，《紅樓夢》不是“自然主義”的作品，不是曹雪芹的自傳。他堅持認為《紅樓夢》具有“新生的資本主義萌芽”，《紅樓夢》中的主人公賈寶玉、林黛玉不僅具有叛逆性，更有著人性的覺醒。這些基本觀點，對紅學的當代發展產生了長遠而廣泛的影響。

李希凡先生在90歲高齡的時候與大女兒李萌合著的《傳神文筆足千秋———〈紅樓夢〉人物論》，由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出版，洋洋灑灑50余萬字，堪稱巨著。全書分4組，33篇文章和一篇很有分量的“修訂版后記”。全書“論”了《紅樓夢》中幾十個人物，有賈寶玉論、林黛玉論、薛寶釵論這樣的主要人物，也有晴雯論、香菱論、平兒論等次要人物，還有“大觀園丫頭群掠影”、“十二小優伶的悲劇命運與齡官、芳官、藕官的悲劇性格”以及“漫話茗煙和興兒的個性化的創造”等，真可謂琳瑯滿目、蔚為大觀。李老在給我的信中說：“送上《人物論》修訂版，標題依舊，有半數以上卻是重寫，李萌有大功……出版社愿出修訂版，以紀念作者之一的離去。痛哉，女兒離去4年，我才知道她早已不在人世。”看到這封信，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李希凡先生大女兒李萌的去世，大家一直瞞著李老，怕他經受不住這樣的打擊。因為那時他的老伴徐潮老師去世不久，大女兒李萌也去了，這是怎樣的人生磨難，我們為李老擔心，畢竟他那時快90歲了，所以要瞞著他。

看著這樣的信，看著這樣厚重的學術著作，一位90歲的老人，有如此執著的學術精神，令人敬佩。我懷著崇敬的心情認真拜讀了這部凝聚著李老父女心血的巨著，深深為李老的學術堅守、學術奮進的不屈精神所感動，這既是李希凡先生最后一部學術著作，也是對他一生研究《紅樓夢》的總結，這部專著的出版無論是對李希凡先生，還是對新時期紅學，都是非常重要的收獲。比如，李希凡先生在這本書的《“行為偏僻性乖張”——賈寶玉論》一文中，明確指出：“賈寶玉是小說中最重要的‘主體’人物，是作者許多重要思想理念的主要承載者，是小說中最具時代意義的文學典型。”正因為賈寶玉這個形象在《紅樓夢》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形象的復雜性使得人們對賈寶玉的認識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李希凡先生對賈寶玉的認識無疑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賈寶玉是曹雪芹所創造的在‘天崩地解’的封建社會末世出現的、富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貴族青年叛逆者的形象，而絕不是時代的‘怪胎’，也絕不可能是作者曹雪芹。他具有初步民主主義精神，他關心尊重、真誠地愛戴周圍的人們，不論身份的高低貴賤，沒有貴族紈绔子弟的玩世不恭、蠻橫霸道的惡習，尤其是他懂得尊重女性。在他的心目中婦女不是被壓迫被玩弄的對象，而是世界上最純潔的人，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觀念中自然是離經叛道了。”他認為：“‘行為偏僻性乖張’的賈寶玉，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行動向封建貴族的宗法觀念和禮教規范勇敢地挑戰，最后用他自己的人生悲劇為我們吹響了向往自由、追求愛情和人性覺醒的反封建的號角。”這些見解都是很深刻的，體現出當今《紅樓夢》人物論的最高水平。

李希凡先生有著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理論修養，他不僅對馬克思主義文學典型論深有研究，對俄羅斯“別車杜”的文藝思想也非常熟悉，尤其對魯迅的文藝思想認識很深刻，因此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運用自如，時有創意，多有新見。今天李希凡先生論《紅樓夢》人物，既有不改初衷的學術堅守，又有新的發展和豐富。他的學術見解更顯厚重、全面、細膩、深刻，確實開拓了《紅樓夢》人物研究的新境界。在當今的學術界，像他這樣論述《紅樓夢》人物之多、之細、之深，是很少見的。

幾十年來李希凡先生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始終不渝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典型論，這種堅持，這種高尚的學術品格是令人敬佩的，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毫無疑問，李希凡先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負盛名的紅學大家之一，是開創一代風氣的學術巨擘，李希凡先生的紅學觀點，影響了一個時代，至今仍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和地位。我們可以說，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研究開創了一個時代，他們毫無疑問是新中國紅學第一人。

謹以此文送別敬愛的李希凡先生！

2018年10月29日下午于北京惠新北里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原副院長、紅樓夢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