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是中央賦予各民主黨派的新任務、民主黨派履行民主監督職能的新領域、彰顯多黨合作制度優勢的新實踐，也是統戰部門助力中心工作的新抓手。正如扶貧攻堅需要指標考核一樣，民主黨派的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也需要不斷地總結經驗，從事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的人員更是需要不斷地“充電”以提高自己的監督能力。

日前，民進中央就舉辦了這樣一場以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為主題的培訓班。三天時間，五場專題講座，對民進從事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具體工作的同志進行了一次較為全面的業務培訓。而除了集體學習，分組討論和交流發言也是這次培訓班的重頭戲。站在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第一線的民進人把他們撲下身子進村駐戶得來的“真問題”提出來，又共同探討“真對策”。

“山下2元錢一斤，山上40斤5塊。”

政策要落地權責要下放

今年暑假，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委員、農業農村部科技發展中心項目監督處副處長饒智宏回了趟云南老家，跟家人的一次走親戚的經歷，讓他感觸良多。“親戚家離我們縣有20多公里山路，是以前集資修的土路。旱季還好說，但到了雨季，基本上就沒法走了，因為路太滑。”親戚家有好幾十畝的果子、木瓜、梅子地，按理說不可能貧困，但是，在壩子里能賣到兩塊錢一斤的這些東西，在山上卻極度貶值———40斤一口袋，只能賣三五塊錢。“因為你得讓人背下去，都是沒有路惹的禍。”

在農業部工作了34年、工作期間多次到農村調研的饒智宏對農業農村有很深的感情，他常常在思索什么樣的方式才是對脫貧攻堅最有效的助推。

在饒智宏看來，貧困地區貧困的本質是區域發展不平衡，解決的根本是加快貧困地區經濟全面發展。“脫貧攻堅不能只盯著農民，在解決區域內的貧困村貧困戶時，要將脫貧攻堅工作放在整個區域的社會經濟全面發展中來，統一協調解決。以云南為例，制約山區經濟發展因素就是路。因此我建議，把修路作為貧困山區脫貧攻堅的主要目標。”

以云南為例說明了地區存在差異性，如何識別這種差異？饒智宏認為，最了解當地情況的就是縣鄉兩級政府，因此，應擴大縣級政府扶貧項目實施資金使用自主權，賦予縣級人民政府充分的與其責任和義務相適應的權利，同時嚴格目標任務。

饒智宏建議建立一種機制，明確對國家公共財政投入本區域的有關農業、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等項目的資金，在不改變資金根本用途前提下允許縣級人民政府根據總的發展規劃扶貧要求，結合解決貧困地區的道路交通、通訊、農田水利、產業發展、生活條件改善等捆綁使用，促進貧困地區的社會經濟綜合發展。

“在全國全省相對統一的標準下，應該賦予縣級政府根據本地特點情況，做出最后決策的權力，上級政府和主管部門不應該過多干涉，哪種方式最適合當地，縣鄉兩級最有發言權。上級政府和主管部門主要是統籌協調支持，要相信基層，要幫助解決問題。”饒智宏說。

“玉米呢？雞吃了；雞呢？人吃了。”

別讓產業扶貧“走偏”

民進安徽省委會參政議政部主任科員陳寶松現正在安徽省某縣扶貧辦掛職副主任一職，在縣里走訪時，發現以畜禽養殖為主的特色種養產業，投入了大量扶貧資金，但是錢來了，不知道該怎么花，扶貧效果并沒有達到，產業扶貧不精準。“入戶調查時，我了解到當地對養雞有補貼，而且已經到賬了，就問貧困戶：玉米呢？回答說：雞吃了。我又問：那雞呢？他說：人吃了呀！這種撒胡椒面式的產業補貼除了可以改善一下老鄉的生活，起不到任何帶動作用。”

陳寶松認為，目前的產業扶貧項目不具體，缺乏具備關聯性抗風險性長效項目，缺少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帶動力度不足。此外，雖然資產收益扶貧工作目前正在穩步推進，但少數地區并未及時督促項目實施，與貧困村、貧困戶利益連接機制尚未建立。“加快發展特色產業，應該因地制宜，可以發展對貧困戶增收作用明顯的林草業、農產品加工業、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等，我掛職的縣就有一個很好的實踐。”

關于產業扶貧，民進河北省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科員、省委統戰部駐隆化縣廠溝門村扶貧工作組隊員申新鵬也有話要說：“產業扶貧現在過于依賴擴大各種收入，傾向于發展‘短平快’產業，這是不可持續的。脫貧只是扶貧工作暫時的工作節點，需要通盤考慮扶貧產業項目未來的用工和生產，使扶貧項目后植到企業和群眾共同發展中去，為群眾增收脫貧注入持久動力。”

“農業周期長，見效慢，因此產業扶貧項目選擇和配套會比較難。當前，我國農村承擔扶貧的企業很多都是以前的老企業，如果技術不更新，就難以連續發揮扶貧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產業提檔升級也是扶貧的大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麻類研究所生物加工研究室主任彭源德如是說。

“城里有工作沒有家，村里有家沒工作”

主體參與脫貧才可持續

民進張家界市委會副主委、張家界市農科教辦主任馮建華一直思考的是扶貧項目和農民的緊密結合問題。“現在鼓勵農民回鄉創業，大家說得最傷心的一句話就是：我在農村有家，但是沒有工作機會；我在城里有工作，有賺錢有機會，但是我沒有家。每次聽到年輕人說這些話，我都覺得很辛酸。我們搞新農村項目，為什么不能讓農民參與，把創業機會給他們呢？”

在馮建華看來，不管是搞新農村建設，還是搞脫貧攻堅，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把老百姓組織起來。“老百姓自己不參與，就是政府在那里大包大攬，不光百姓失去了很多機會，同時，他們沒有參與進來，沒付出過汗水，不知道其中的艱辛，哪里會有幸福感、獲得感呢？”

申新鵬在工作和調研中也發現，很多地區農村傳統的農耕觀念根深蒂固，等靠要思想相對比較嚴重，基本上都是等著政府去幫扶，沒有多少的內生發展動力。“我的建議是繼續完善扶貧同扶智結合起來激勵政策，在教育脫貧的同時，對村內的貧困戶勞動技能進行培訓，提升貧困戶的人力資本阻斷貧困代際的傳遞。”

民進中央研究室聯絡處副處長吳曉知也十分關注脫貧攻堅工作的人才支撐問題。在貴州省安龍縣掛職扶貧的經歷讓她感悟出，完成脫貧摘帽工作不難，難的是如何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是要靠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來支撐的，而經濟發展就是體現在產業發展上，體現在企業發展上，這些都要以人才培養為基礎。”她提出了大教育的概念，認為教育幫扶必須從學校的教育拓展到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位一體，教育的對象也應包括領導干部、普通百姓和在校學生。“教育脫貧作為獨特的脫貧方式，解決的是人的能力，特別是人的自我發展意識和自我發展能力的問題。只有人的能力增強了，才能夠更具有生產力和適應力，從根本上來解決貧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