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五十兩銀錠，一個個在泥沙中露出真容；黃澄澄的明代皇室冊封金冊，不斷浮出水面。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古鎮旁的岷江邊，圍堰考古工地人頭攢動，喜訊接連傳來。然而，領隊劉志巖仍眉頭緊鎖。

這一畫面出現在2017年初啟動不久的“江口沉銀”考古現場，而今年國慶前夕，這次考古成果剛剛在國家博物館結束首次大展，豐富的展品令人嘆為觀止。

當初，考古隊的壓力不僅僅來自考古界的質疑，更要面對一個廣為人知的民間傳說。三百多年來，四川童謠一直傳唱“石牛（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相傳明末起義將領張獻忠兵敗后，將巨額金銀財寶沉于江底。

但究竟寶藏何處，始終是個謎。

藏銀木鞘終于露面

一段木鞘突然現身的消息從工地傳來，劉志巖眼前一亮。三步并作兩步，他向發掘區最北端木鞘出水的探方趕，幾次腳下一滑，這是2017年3月16日的下午，天色將晚，氣溫漸低，距離收工的時間已經不遠，但工地上顯然因為它的出現而沸騰。

這不是普通的木頭。張獻忠木鞘藏銀，文獻中有明確記載，在老百姓口中更是說得活靈活現。將青岡木切段對剖，中間挖空，填放銀錠，少則10枚，多則20枚，兩半合攏后用鐵皮箍緊。文獻同樣記載了明將楊展在江口水戰后，曾用鐵矛將水中木鞘扎起，撈獲大量財寶。

木鞘的出現是個關鍵信號，它能將發掘出的珍貴文物與張獻忠沉銀建立起緊密關聯。但考古項目啟動兩個月來，挖出的都是金器銀器，最多是些碎木屑和鐵皮殘片，木鞘一直沒有露面，這讓劉志巖疑慮重重，甚至面對諸多已出水的珍貴文物，也無法放松緊繃的神經。

它上一次現身是2005年4月20日，彭山引水工程在江口鎮岷江江心施工，一輛挖掘機在距地表2.5米左右的地方挖出一圓木，從中散落7件銀錠，施工民工把銀錠撿走（后被追回），將木頭丟棄在河灘上。時任彭山縣文化局副局長的方明看到木頭大吃一驚，說“這個青岡棒比銀錠價值還高”。

但這畢竟只是一段較大的木鞘殘片，且未經過科學考古發掘，證據也顯得過于單一，所以不太具有說服力。隨著河道內工程的結束，岷江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并未引起太多關注。

劉志巖終于抵達現場，隨即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被流水沖刷出的河床基巖溝中，泥沙堆積，一小截木鞘迫不及待地要揭秘一般探出腦袋。構造和輪廓已清晰可見，呈兩半合攏構造，蓋子局部斷折，露出內藏的銀錠，木頭周圍還散落著十余枚碩大的銀錠。

細致地沖刷掉泥沙，木鞘完整地出現在眾人面前，箍木鞘的鐵皮保存完整，與文獻記載完全一致。

2017年1月5日，由四川省文化廳（四川省文物局）組織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彭山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共同執行的“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項目啟動。2017年一期工程、2018年二期工程結束，考古共發掘出水文物42000余件，完整的木鞘僅此一件。

國內外頂級博物館專家、考古專家、歷史專家以及文物保護專家一致認為，“江口沉銀”是世界范圍內所發現的為數不多的批量寶藏，屬于世界級的考古發現。它也入選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歌謠只是一個詭計？

1644年，明末農民起義首領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建國號“大西”，改元“大順”。1646年春，內外交困的張獻忠率裝滿金銀財寶的船隊沿岷江南下，倉皇轉移。

此時，明軍最詭詐的大將楊展已在江邊密林中設下埋伏。黎明時分，當船隊進入江口最寬的水域時，山林中突然喊殺聲大作，箭鏃如雨點般射出。戰船被焚，裝滿金銀的青岡棒或被丟棄，或因船毀沉入水底。

但歷史總是撲朔迷離，對張獻忠沉銀經過和沉銀地點，文獻記載和民間傳說莫衷一是。《客滇述》里說，張獻忠派人把他的財富運到彭山，丟到江里；《蜀難敘略》中記載，張攔斷錦江某處，將億萬財富埋入后，放水淹埋；《明史》也持張藏寶錦江的說法。但上世紀30年代對錦江的一次挖掘行動持續數月，最終只挖到三簍銅錢。專家分析，歌謠很可能是張獻忠使的“障眼法”，想用錦江藏寶的說法纏住敵人。

在考古實施前的調查中，劉志巖和隊員們收集了二十余種文獻資料，最后認為清人彭遵泗的著作《蜀碧》記載較為可靠。

“獻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數十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于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沉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

考古隊員們還在江口鎮雙江村和石龍村等3個鄉鎮7個（自然）村對村民做田野調查，收集到100份調查表，不少六七十歲的男性村民講述了許多祖輩傳下來的水戰故事。而今的考古發掘中，也不斷發現鐵刀、鐵矛、鐵叉、鐵箭簇、鐵蒺藜等兵器，甚至首次發現了火器——三眼火銃，更證明這里曾是古戰場，“江口沉銀”遺址也因此更名為“明末古戰場遺址”。

難以確定的考古點

鎖定江口。劉志巖說，初到江口，望著滔滔江水，只覺眼前一黑，幾公里長的江面，到底挖哪里？

國內有過不少水下考古的先例，但岷江不同。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研究員周春水在現場勘察后說，岷江水流量較大，人在水下要一邊與水流抗衡，一邊考古，很難實現。且江水泥沙含量高、渾濁，潛水員基本上只能像瞎子摸象一樣去摸，更無法記錄文物在水下的位置和存留狀態。因此，常規的水下考古無法實施。

國內頂尖專家趕來彭山，考察后提出“圍堰筑堤，灘涂考古”，將水下不可控的環境轉變成可控的穩定發掘區。這在中國考古界史無前例，開創了我國內陸河流考古的先河。

在哪里筑堰？考古人員和請來的技術團隊采取陸地調查與水面探測雙管齊下的辦法。走訪遺址周邊村民，并與警方合作，由盜撈人員指認發現過文物的地點。

近十余年來，江口一帶水域曾兩度因施工發現與張獻忠沉銀有關的文物，并發生過多起盜寶案件，2015年破獲的“5·1特大盜掘、倒賣文物案”中，一級以上珍貴文物有多件，其中包括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金印、金冊等，估值超過3億元人民幣……也正是這起震驚全國的大案，推動了江口沉銀考古的開啟。

運用電法和磁法等科技手段進行的水面探測同時展開。成都電子科技大學信息地學中心的周軍博士和同事們同樣挑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從事地球物理勘探針對的是大尺度目標體，而這次要探測的是散落在江底的金銀錠等小尺寸目標體，分布缺乏明顯規律，用傳統的探測方法很難有效識別。”周軍團隊使用了電阻率成像法和高精度磁法，探測出利于文物堆積的基巖結構和金屬相對富集區，相當于為岷江河床掃描了一張“CT”圖。

最終，考古隊選擇了一個被認為文物“最為集中的區域”——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岷江和府河交匯口，也即“望江臺”所在位置。

雖然定位“望江臺”備受爭議，不少人認為這里被挖過，可能沒有文物留存。但劉志巖認為：“即使被挖過，也不可能清理得像考古那樣徹底。并且據我們研究，文物出現在紅色砂巖的河床溝槽里，從挖沙時文物部門拍過的照片來看，當時并沒有挖到最底下。”

圍堰考古開創先河

一條砂石圍堰將岷江圈出10000平方米考古區。堆起的砂石內外加固，大功率抽水泵日夜不息，將水排干。考古隊員和從附近村子招募來的民工百余人進入探方作業。

國內首次圍堰考古，堰比當地水文記錄五年一遇的洪水高一米，堰外就是滔滔岷江。劉志巖說，好幾晚都因夢見圍堰被大水沖垮而驚醒。

大自然給他們的時間不長，岷江枯水期只有冬季的四個月。四個月后，雨季來臨，岷江水漲，工地就將被水淹沒。

全新的考古嘗試，問題接踵而至。圍堰內很快出現滲水，讓人著急上火。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啟發了靈感，他們順地勢挖出一條1000米長、2米寬的導流渠，將水引到地勢最低處，再用抽水機排出。

工作的回報在這條導流渠意外地提前到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高大倫介紹，這條導流渠從開挖就不斷有文物發現。“我們的志愿者當中有一位負責拍照。剛開始兩三天還特別興奮，拍了照片還要激動地加很多說明，之后就只編個號了——他說文物實在太多，都拍到手軟了。”

金質勾云紋帶扣、福壽康寧金鐲、梅花金質帶扣、蘭花金戒指、花瓣形金發簪、麒麟牌子、龍首金鐲、扣環雙牌、裸身小金人……個個做工精美，品質上乘。更有明代藩王的冊封金冊、被切割過的蜀王金寶……

根據前期考察判斷，江底3-5米的鵝卵石層基本不含有文物，所以使用挖掘機揭掉這一層。1991年出生的考古隊員李瑞佳負責這一項工作。這是一支平均年齡只有24歲的考古團隊，領隊劉志巖是唯一的“八零后”，負責庫房的黃琳笑說，1991年出生的她都算“年紀大的”。

“每50厘米挖一層，平整清理，查看有無盜掘痕跡，有沒有文物，然后再挖。”為了避免小件文物流失，所有挖出的砂石要在一個特定區域用篩機細細過篩，篩機旁同樣有考古隊員實時盯守、揀拾并記錄。

考古區域被劃分成一個個探方，而在考古隊的電腦中，同樣有一個“虛擬探方”。每件文物出土后，隊員們都會用RTK技術定位，給它一個精確的GPS位置，并錄入系統。利用這樣的大數據分析，可以看出文物的相對集中范圍，為劃出當年的戰場遺址范圍提供幫助。“我們今年發現有兩個密集的區域，很可能代表有兩艘沉船”。

常伴青絲　白首不離

讓文物成為會說話的歷史。“江口沉銀”考古成果猶如打開了一部明末生活的百科全書。

被切割過的蜀王金寶，是二期最重要的發現之一。金寶與金冊不同，金冊是明王朝冊封子孫所用，每代藩王均有一冊，等級不同，材質有別，藩王用金冊，郡王用銀冊。金寶則是世代相傳，僅此一枚；西王賞功金幣、銀幣，張獻忠嘉獎有功將士的錢幣，非流通使用。文獻對此雖有記載，但從未考古發現，收藏領域內雖有出現，但鑒定專家和博物館研究者疑其多為根據文獻偽造。此次出土后，專家將對其制造工藝、鑄造時間等展開研究。

張獻忠冊封嬪妃金冊。文獻中記載張有很多嬪妃，但對她們的名字和職位均無體現。從出水金冊中則可看到冊封的信息，對研究張獻忠大西政權的冊封制度很有意義。

大順元年崇州五十兩銀錠。張獻忠在四川鑄造的銀錠，過去錢幣界曾經普遍認為張獻忠使用的銀錠都是擄掠所得的，而它的出水則成為張獻忠自鑄銀錠的例證。另，大順元年眉州大糧銀五十兩銀錠，也是張獻忠大西政權的自鑄銀錠，該枚銀錠政權名稱、年號、地點、稅種、重量、銀匠等信息俱全，實屬很難得。

有的銀錠上記載了大西國第一年征糧的實情；有的銀錠還記錄了一枚未見諸歷史文獻的縣令名字；有的銀錠粗糙，外壁有氣泡，這些細節都是研究者解讀張獻忠的重要線索。專家指出，銀錠外面的氣泡通常會在使用中磨去，這可能表明這些銀錠都沒有來得及進入流通領域。

發掘出水的大量金飾銀簪，也生動地傳遞出明末人們饒有情趣的生活信息。一枚刻著“常伴青絲發，白首不相離”的銀簪令隊員們對古人的浪漫贊嘆、羨慕不已。

劉志巖說，關于張獻忠的歷史文獻記載較為混亂，缺乏系統性，且主要是明末清初一些文人追記或補記，很多撰寫者還與張有仇，主觀性較大。江口沉銀大量的出水文物將大大幫助研究者還原這段歷史，已出版的國家博物館刊第8期刊登了出水文物的研究專題。

岷江的秘密仍未揭開

木鞘發現后，考古各道工序緊張有序地進行。對整個場面拍照、測繪、三維掃描、記錄數據……要詳細記錄它被發現時的狀態，甚至包括它和哪些文物一起被發現，出現在河床的什么位置，當時河床的狀況等等。

但是天就要黑了，很多工作無法進行。考古隊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將木鞘直接取出，連夜送回實驗室，可是這樣木鞘的信息就會消失，并且不可恢復；另一種辦法是將它原地保存，第二天繼續完成信息采集作業。

這么珍貴的文物留在現場，承擔的風險可想而知，但要記錄文物出水時全面的歷史信息，這是唯一的辦法。劉志巖希望更多的人將來能從這些信息中還原現場，乃至追溯歷史。

“我們這個行業常說的一句話，不是看你能挖到什么東西，而是看你能從挖到的東西里得到多少信息。”劉志巖說。

他們選擇了兩人一班，分組守夜。三月的江邊，特別寒冷。隊員們裹著棉大衣，寸步不離地蹲守。木鞘經歷300多年的江水浸泡，韌性已大大受損，為避免它干燥開裂，每隔一會還要往覆蓋在木鞘上的毛巾上灑水保濕。

天一亮，拍照、記錄工作立即重新啟動，又忙碌了近一個上午，才全部完成。木鞘加上20余枚銀錠約有50公斤重，好幾個人一起抬，才將它抬上文物車，運往實驗室修復。

今年6月26日至9月26日，“江口沉銀”在國家博物館舉辦專題展出，吸引了大批文博愛好者的目光。其中關于木鞘的展品信息，都來自于考古隊員們的精心提取。如果，那晚做出了另外一種選擇，觀眾便很可能無法與歷史產生這樣的親近感。

“明戰場遺址考古”工作又告一段落，第三期的項目申報正待批復。休整階段，劉志巖帶著考古隊員繼續周邊調研考察。“江口沉銀”的謎究竟算不算解開，誰也無法給出一個肯定的答復。官方公布的遺址總面積達到100萬平方米，至二期考古挖掘面積僅數萬平方米。“也可能是臨近核心區，因為出水文物數量龐大。但文獻記載，當時張獻忠是有上千條船只的，所以也存在多個核心區的可能。”高大倫說。這個遺址究竟是多大的面積，仍然是個謎。

開放的考古

2018年6月26日，“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在北京國家博物館開幕，為期三個月，500件精品文物首度展出。

這又是一個突破。

“以往，這樣規模的考古成果發布可能要等很多年，造成學術研究的滯后。現在早早地向社會公開，而不是存在庫房里，讓更多的研究者和公眾接觸到它，把它的學術價值和學術信息在短時間內釋放出來。”劉志巖說。

考古，正以一種開放的心態，與這個時代相契合。

自從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活躍起來后，越來越多的考古人將考古過程在個人微博上圖文展示，讓這個神秘的領域變得富于親和力。“江口沉銀”領隊劉志巖就是個微博大V，他的微博“考古君”擁有135萬粉絲，活躍度超高，語言幽默詼諧，深受粉絲追捧；河南考古研究院一名領隊的微博“考古小隊長”粉絲12萬；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于春微博“考古系大師姐”微博粉絲近10萬，最近正在直播2018西藏阿里考古。文博類從國家博物館到多個省份博物館的微博、微信公眾號也都在建立并有相當的活躍度。

“圈內人”在微博上也經常互動，他們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幽默的語言風格，這讓曾經被用來形容古板面孔的詞兒“出土文物”變得不再“恰如其分”，更改寫了考古和考古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哇，原來考古這么好玩，考古人也挺有趣的嘛。”

“江口沉銀”又一開創先河的操作是首次通過社交媒體廣泛招募，在考古現場引入社會上的志愿者。“每年都有近千人報名。”劉志巖說。無奈的是根據實際工作需要，每個年度的考古發掘只能招募十幾個。

1995年出生的志愿者紀岳琦大學畢業工作一年后，辭掉他并不喜歡的教師工作，來到“江口沉銀”考古工地，當了一名志愿者，做出水文物統計和工地管理工作。在這里，他發現了自己的興趣所在，并希望將來能從事考古專業研究。他喜歡這種開放而不是封閉的氛圍，希望通過公眾考古熱潮的開始，推動考古專業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