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至今，有關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的身世、流傳及鑒定頗受關注。本系列文章將加以梳理。

“二進宮”，假畫變真跡

《寫生珍禽圖》最早應是在北宋末年靖康之亂時流出宋內府，宋鄧椿《畫繼》及佚名《南宋館閣錄續錄》相繼有所著錄。隨后400年間，此卷輾轉于民間。清初相繼進入收藏家梁清標和安岐之手，并經安岐入乾隆內府，隨后被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因此上有清代乾隆皇帝（1711-1799）題寫的圖名和御用璽，計21方，收藏印7方；此外，還有明代著名收藏家安儀周，清代著名收藏家梁清標的收藏印19方。

清末，《寫生珍禽圖》卷從清內府流落民間。1930年時，這幅作品被常住上海的一位日本做被服、醫藥用品的軍需商藤井善助買到，他十分喜愛收藏書畫、古董、青銅器等，自此，《寫生珍禽圖》卷就進入了日本著名的藤井有鄰館收藏。

2000年左右，這件作品由委托人送拍中貿圣佳。經《石渠寶笈》著錄、宋徽宗的畫，如此大的來頭，拍賣行也很慎重，將它送到了徐邦達先生那里。徐先生一看卻說，這東西是《石渠寶笈》著錄也不行，是贗品。中貿圣佳因此未上拍。2002年，該作又委托中國嘉德上拍，這次，它又被送來請徐邦達先生鑒定。這次徐先生說，經過一年多的思考，這件東西是宋徽宗的真跡。

作為國內最頂級的書畫專家，徐邦達話鋒突變，原因是什么？

專家會診，說清“子丑寅卯”

這樣的事，在收藏圈并不稀罕。自古以來，書畫的作偽猖獗，是諸多文玩中最普遍、最泛濫的重災區，尤其是明末、民國，乃至近幾十年，假書畫充斥市場，“吃藥”上當者不計其數。加之，作偽堆里有高人，例如早年的張大千就是極典型的一位。吳湖帆是出色的鑒定大家，曾花十兩黃金買過一張南宋梁楷的《睡猿圖》，后來發現是張大千制假的。因此，鑒定是最難的勞作，即使鑒定大家也是“常在河邊走，難免不濕鞋”。因此有些傳世的名作乃至一些名家的“雙胞胎案”“三胞胎案”，都會在專家中產生爭議，這是存在的現實。鑒定專家們也常常只能是謹小慎微，如履薄冰。

但此畫來頭之大，徐先生一年前說是假的，現在說是真的，這在社會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許多媒體紛紛報道，大家等著徐先生說出個子丑寅卯來。

據經歷者回憶：“當時有四臺攝像機對著他（有四家電視臺到徐老處進行電視采訪），他把這東西擱在茶幾上攤開，哪一點是對的，為什么以前我說它是錯的，是因為‘天下一人’這個款寫的不好，還有印也不對，但是后來經過一年的考察和思考，這件是宋徽宗19歲時畫的，還沒有當皇帝，所以不能用天下一人的章，落款也差一點，所以這件作品是真的，講的條條在理。后來又找了其他專家一起來看，最后定位是真品。”

左起為謝辰生、劉九庵、楊仁愷、謝稚柳、啟功、徐邦達、傅熹年

今天回望往事，我們老一代的鑒定家真可謂德藝雙馨。

2002年初，中國嘉德拍賣公司從藤井有鄰館征集到了這件作品。當畫作到達北京后，嘉德立刻邀請了古代書畫鑒定家啟功、徐邦達、傅熹年等人共同進行考證。啟功先生一定要親自來到公司看畫，當工作人員表示要將畫送到他家中欣賞時，他當即說：“不成，我累點沒關系，這樣的寶貝是不宜拋頭露面出門的。”徐邦達先生看過作品后說：“我認為這是宋徽宗早年沒有做皇帝前的親筆畫，畫得比較正，筆法比較嫩，他19歲當皇帝，很可能是十七八歲畫的，……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這幅畫深感欣慰！”

之后，謝稚柳先生在他的《宋徽宗趙佶全集》序言里邊詳細地介紹了宋徽宗《寫生珍禽圖》；徐邦達先生在《偽訛考辨》里邊也對畫作詳細進行了介紹；傅熹年先生在他的《書畫鑒定集》里也非常詳盡地介紹了這件作品。

謝稚柳通過對《寫生珍禽圖卷》技法與風格的研究，比照古代著錄，確定為宋徽宗晚年親筆。他所編《宋徽宗趙佶全集》一書中有詳細的論述：“《圖繪寶鑒》記：趙佶‘尤擅墨花石，作墨竹緊細不分濃淡，一色焦墨，叢密處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襲古人軌轍。’現在傳世趙佶的墨筆花鳥，除《枇杷山鳥》而外，尚有《四禽圖卷》《寫生珍禽圖卷》。《四禽圖》為四段，《寫生珍禽圖》有十二段。其中有竹的《四禽圖》有一段，《寫生珍禽圖》有四段，都是撇出的形體，全用焦墨，不分濃淡，竹葉的交加處，都空一白道，使兩葉錯雜不相混。正是如《圖繪寶鑒》所說的‘密處微露白道’。《南宋館閣錄續錄》記：寫生墨畫十七幅，宣和乙巳仲春賜周淮，十六字，可能《四禽圖卷》，抑《寫生珍禽圖卷》，正是賜周淮十七幅中所散失。兩者筆墨一致，情調一致，顯然是同一時期所作。宣和乙巳（1125年）為宣和七年，時趙佶四十四歲，明年丙午，即為欽宗靖康元年。是《四禽圖卷》《寫生珍禽圖卷》或并為趙佶被擄前二年之筆，亦顯示其風調與其中期之作有所不同。又同書第5頁：《四禽圖》《寫生珍禽圖》即從它的風貌而言，已是他后期之作了。”

徐邦達也是通過繪畫風格的研究從而確定《寫生珍禽圖卷》的作者為宋徽宗。他撰寫的《宋徽宗趙佶親筆畫與代筆畫的考辨》一文對此作了專門的考證：“一些粗簡畫如墨筆寫生的《珍禽圖》《四禽圖》，以及淡設色的《柳鴉圖》《竹禽圖》等等，應該是親筆作品。”又“《寫生珍禽圖》卷及《四禽圖》卷，其用筆比《竹禽圖》等蒼逸流動些，但還有相通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他較晚期的親筆作品。又二卷中所畫墨竹正如《圖繪寶鑒》卷三《趙佶傳》中所說的：‘緊細不分，濃淡一色，焦墨叢密處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襲古人軌轍。’”因“十二禽”沒有“紹興”押縫印，至少是一套中的東西，如對卷等等。

徐邦達在另一部書畫鑒定專著——《古書畫偽訛考辨》中，對《寫生珍禽圖卷》也有提及：“畫史中說他尤善墨花石，作墨竹緊細，不分濃淡，一色焦墨，嚴密處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襲古人軌轍。現在看到他的幾種水墨畫，《寫生珍禽圖》《四禽圖》等正是如此畫法，自與一般院體畫不同。”

傅熹年對宋徽宗傳世作品作過精心的研究，在《宋趙佶<瑞鶴圖>和它所表現的北宋汴梁宮城正門宣德門》一文中，他從風格的角度進行判定，認為《寫生珍禽圖》應為趙佶親筆：“現存趙佶作品其親筆署者可分工拙兩類。工者如《江雪歸棹圖》《祥龍石圖》《五色鸚鵡圖》《御鷹圖》等，技法嫻熟，但畫風頗不統一，似非出自一人之手。拙者如《池塘晚秋圖》《竹禽圖》《寫生珍禽圖》《四禽圖》等，構圖松散，技法亦不夠熟練。詳審這兩類不同的畫幅，很明顯，其稚拙者中可能有親筆，而工致者是畫院畫家的代筆……其實就現存兩類作品比較，這問題是不難澄清的。”

以上各家對《寫生珍禽圖》的品述與論證是建立在與其他趙佶傳世作品比較分析，并結合文獻相互應對，精心考證之后得出的。尤其是謝稚柳、徐邦達、傅熹年對這件作品的研究及與宋徽宗其他傳世花鳥畫的關系探討，皆是建立在嚴謹的治學態度、廣博的知識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之上，從而確立了《寫生珍禽圖》在宋徽宗繪畫藝術及中國繪畫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