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再次升級。

消息大家都知道了：特朗普宣布，自9月24日起，將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加征10%的關稅;自2019年1月1日起，關稅將提升至25%。美方同時威脅，若中方對農產品等行業報復，美國將立刻實施力度更大的關稅征收舉措，對額外大約267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征收關稅。

對此，中國商務部作出回應：“為了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和全球自由貿易秩序，中方將不得不同步進行反制。”

措施有二：一，對原產于美國約600億美元進口商品實施加征關稅，稅率5%-10%不等;二，在世貿組織追加起訴美國301調查項下對華2000億美元輸美產品實施的征稅措施。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怎么看?

牌局

從數字上說，600億美元和2000億美元，看上去好像不是一個數量級，似乎美方的氣勢更勝一籌。

根據中國海關測算，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是4298億美元，進口1539億美元。按打牌的“籌碼”計，加上雙方此前500億美元那一輪，美國已用掉了2500億美元的額度，中國則用掉了1100億美元額度。

以“底牌”計，美方還有差不多2000億美元的牌，中國則看上去沒那么多額度了，畢竟一年進口也就1500多億，“子彈快打光了”。

顯然，如果僅以互加數額的方式輪番出牌，中國無論如何都跟不上對方叫價的節奏。美國這一手也的確稱得上“極限施壓”：一下子壓上2000億，無論是在業界還是輿論場上都造出巨大的聲勢，試圖用這種特朗普慣用的談判手段逼迫中國屈服。

但如俠客島此前分析所言，中國的600億美元顯然是計算過的。既然數量上不可能同態復仇，那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必然選擇。

從中方600億美元報復清單看，4個不同稅率的征稅清單，有從5%-10%不等的加征稅率;其中，從中方角度看可替代性較差的原料等，加征關稅稅率較低;可替代性強的原料、屬于奢侈品或非必需品的消費品、與我國國內制造業競爭關系較強的制成品，加征關稅稅率則較高。

什么意思呢?中國即使是報復，也要最大限度削弱貿易戰對我的負面影響。2000億美元一次性壓上固然豪氣干云，但美國前后兩次的企業界聽證會上90%的反對聲音已經說得很明確——給這些商品加稅，不僅無助于使中國屈服，而且很難或全無可能找到中國以外的供貨商，最終代價還是轉移到美國消費者頭上。

多說一句，即便清單上這些商品跟特朗普言之鑿鑿要打擊的“中國制造2025”無關也要強制征稅，也證明了美方的意圖顯然跟自己的說辭不符。

比如，2018年前5個月，美國的通脹壓力已在穩步上升，生產者價格同比漲幅則均高于同期消費者價格同比漲幅，表明消費者價格存在未來進一步上漲的壓力。美國消費者會逐漸感受到痛。

其實，在2000億美元關稅清單靴子落地之前，美國財政部最大的公司納稅人(這是他自己公開信中說的)蘋果公司，就發出了公開信表示不滿。當然，言語很委婉了——“我們希望您重新考慮這些措施，并努力尋找其他更有效的解決方案，使美國經濟和美國消費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健康。我們很樂意提供任何其他信息以協助您做出決策。”

蘋果指出，按照傳統的計算方法，的確，這都算在中國的“出口”中，但是這些在中國組裝的蘋果產品，最終其實是返回美國并創造價值。多少價值呢?五年，3500億美元。

而這份涵蓋了廣闊Apple產品的關稅清單，將“增加我們的成本，使蘋果公司與國外競爭對比處于劣勢”，最終“導致美國消費者價格上漲、降低美國經濟的整體增長率”。

蘋果公司9月5日的公開信

換句話說，既然是“戰”，中國就沒有理由亦步亦趨按照對方的招數還擊，“不對等”不意味著“不過癮”;美方也不必以為中國無牌可打，報復僅限于此。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直致力于“復興美國制造業”的特朗普，會面臨一個簡單的抉擇：按照中國的計劃，未來五年，要進口8萬億美元的商品、對外投資7500億美元;對這個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和迅速增長的對外投資國發起貿易戰，損失的可能絕不僅僅是目前的關稅。

既然是一場“持久戰”，時間就是最終的標尺。初期貿易戰的確會對生產方造成沖擊，但消費方的痛感也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不可避免地到來。

貿易戰肯定是兩敗俱傷。中方“以戰止戰”的策略就意味著，既要讓對方感到疼痛，也要尋求盡可能減輕對我們自己的沖擊。

沖擊

2000億美元的最新版本，究竟會對中國產生何種沖擊和影響?這是普通民眾和全球市場都最關心的問題。

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此前在俠客島撰文指出過，美國挑起貿易戰，中國反制，最大直接沖擊在于對美出口承受壓力。我方報復反制，對部分進口美國商品加征關稅，也有可能給我們的下游廠商、消費者帶來負擔。

那么，中國能否承擔貿易戰帶來的沖擊?

9月7日，央行前行長周小川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表示，貿易戰不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根據周小川引用的數學模型計算，這對中國GDP影響不到0.5%。

“最壞的情況是，中國不再向美國市場出口價值5000億美元的商品。相反，是將這些出口商品以最快的速度出口到其他國家。事實上，我認為中國可以迅速采取行動。”周小川說，這也是央行給中央的建議。“在經濟每年增長6%和匯率浮動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能夠抵御外部沖擊”。

周小川接受采訪視頻截圖

按照清華大學教授魏杰的測算，2017年，中國的出口依賴度已經從2007年時的接近70%降到了10%左右，其中對美出口又占到整體出口的1/3。這也是支撐“對GDP影響并不巨大”結論的基礎所在。

但是，周小川也指出，貿易戰對中國市場情緒的影響很大，可能會削弱投資者對中國企業和股市的信心。在他看來，中國真正需要提防的是“明斯基時刻”——這一以經濟學家明斯基命名的觀點認為，這是“資產價值崩潰的時刻”，也就是經濟長時期穩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杠桿率上升，從而內部爆發金融風險，陷入漫長的去杠桿化時期。

換言之，應對貿易戰，中國真正應當做的，就是保持定力、以我為主，做好自己的事;中國真正面對的風險和挑戰，也來源于此。

我們此前說過，中國是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憑借這一基礎，中國不害怕美國在貿易戰中的極端措施(禁運之類)，因為那只會導致美國自己國內市場供應大面積斷絕;也不必過分擔心對美貿易報復會過多抬高國內制成品價格，反可將其作為進口替代、推進國產化、或發展出口導向先進制造業的契機。

同樣，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大宗貨物在中國市場占有率不是很高，較多的是初級產品，可替代性較強。這一點就決定了，中國的對等報復對相關貨物供給的影響相對較小，相應地對相關生產、就業的影響也較小。

拿中國在此次貿易戰中受影響比較大的幾個省份來說。在浙江，小商品王國義烏的策略，是抓緊開發高新技術產品，發動企業協會的會員共享專利，抱團作戰;在寧波，最大的光伏企業已經將市場從歐美轉回國內;上海的策略是積極開拓“一帶一路”市場、輻射“長江經濟帶”;廣東、山東、江蘇、福建等多個省份則出臺了更多支持技術改造、產業升級的政策，并應用匯率對沖、期貨期權、遠期合約等技術性手段對貿易戰風險。

老話還是有理：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

貿易戰中暴露出的核心技術被卡脖子、金融安全存在風險、國內社會存在的危機等問題，已經給中國敲響了警鐘。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靠更深刻的改革、更大力度的開放，解決深層次矛盾，在“危”中找到新的增長之“機”。

本質

再回頭來說說這場貿易戰。

貿易戰的起因似乎很簡單。從競選開始，特朗普就反復強調，中國、墨西哥等國家“偷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中國等國家在跟美國的貿易中一直在“占便宜”，美國吃了大虧;美國的制造業都流到海外去了，工人失業，這種狀況必須改變，等等。

然后，他拿起了關稅大棒，全世界揮舞。當然，這其中，中國是塊頭最大的那個目標，但加拿大、歐盟、日韓等盟友同樣未能幸免。

真的是這樣嗎?顯然不是。前文引用的蘋果公開信已經證明了單純拿貿易逆差說事兒的不足信。事實上，在中美經濟往來中，中國是“貿易順差”，美國是“利潤順差”。大量經濟數據都證明了這一點。價值鏈上誰是高端誰是低端，也一目了然。

曾與中國打交道20年、深度參與中美事務的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曾花了很長時間與國內的保護主義周旋。在回憶錄中，他這樣反省美國經濟存在的問題——

“人民幣匯率固然重要，但不是我們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畢竟我們和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有逆差。和中國的貿易赤字源自讓美國存錢太少而借債太多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而中國人卻存錢太多而消費太少。解決這個問題才是關鍵。

美國的失業問題還有其他原因，包括新技術擠掉了制造業和其他很多行業的工作，以及教育體系不再能提供足夠的高等技術工人來滿足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

核心問題是經濟不均衡。小心謹慎的中國人存錢太多，美國人受其稅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刺激，堆積了大筆債務，對廉價的中國商品趨之若鶩。我們需要清理我們過多的債務。

中國人聚集起來的大量金錢，又重新流回到西方，創立了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堆滿了廉價的金錢，催生了投機的過分行為。我們恣意揮霍的方式會將這一切付之一炬。”

保爾森的反省是對的，因為他最后一句話一語成讖——2008年，美國引爆金融危機，時任財長的他親手去處理并見證了一切。

保爾森更明確地作出預言：

“保護主義會自己擊敗自己。讓中國產品更昂貴的立法只會傷害美國消費者，他們會發現，像電視機這樣的商品超出了他們的消費能力……

中國對于公開威脅反應強烈。中國不會退縮，而更可能會進行報復。這樣關鍵的出口行業就會受到傷害，比如計算機、飛機、農產品和機械產品。進一步的類似立法也許會引發其他國家采取保護主義措施。”

很不幸，又被保爾森言中了：今天，歐盟、加拿大、中國等國家和地區，正在不得不用這樣的方式反擊美國。

再插播一句：據外媒報道，趁著中美掐架，現在正在美國掀起收購潮的，是日本。

保爾森(左)

說穿了，美國核心的問題在于自身經濟結構的失衡。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的測算，其GDP中，85%以上來源于以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制造業占比不過11%，但是作為金融中心的華爾街僅能容納30萬人就業;同樣，最近幾年，美國的貧困人口從原來的9%左右上升到20%，于是有了“占領華爾街”的運動。

無法解決的貧富差距、產業空心化、金融泡沫化，才是美國真正深刻的危機。而這一點，顯然是沒辦法通過加征關稅這種古老的經濟武器、以轉嫁代價的方式真正解決的。

正如島上剛推薦的曹德旺發言所說，“現在說恢復制造業大國，我說你等一等吧。去工業化是從70年代中期開始的，到今年40幾年，什么都沒有了。投資工廠的老板沒有了，工人沒有了，管理干部沒有了。不是說你今天去工業化，明天就可以生產東西了。沒有門。還是要雙方坐下來實實在在的談判。”

這也成為中國的前車之鑒——正是在08年金融危機中，中國的決策層開始深刻反思美國模式可能存在的弊病。由這些弊病帶來的社會危機，更是我們應當努力避免的。當然，難度很大。

其實，2017年在達沃斯論壇上，馬云就曾經反擊過“中國偷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這樣的說辭(文末也有這段視頻)：

“30年前，當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知道美國有一些非常棒的的策略。美國外包了制造業和服務業：制造業外包給墨西哥和中國，服務業外包給印度，我覺得這個戰略很完美。美國說只想主導知識產權、科技、品牌，把低層次的工作交給世界其他國家。這很棒。

過去三十年，微軟、思科、IBM賺到的錢，比中國的四大行、移動、聯通這些國企加起來都多。這些錢去哪兒了?

過去30年，美國發動了13場戰爭，花費了14.2萬億美元。試想一下，如果把這其中一部分錢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幫助白領、藍領……不管你的戰略多好，你應該把錢花在自己的人民身上，改善教育之類的。

另外讓我好奇的是，我年輕時候，聽說的都是福特、波音這些大型制造業企業，但是過去20年，我只聽到硅谷和華爾街。錢流向了華爾街。2008年金融危機讓美國損失了19.2萬億美元，白領被洗劫一空，消滅了全世界3400萬個工作崗位。

假設這些錢沒有流向華爾街，而是去了中西部，發展那里的產業，事情會很不同。不是其他國家偷走了你的工作崗位，這是你的戰略(使然)，是你自己沒有合理分配金錢和資源。”

鑒于保爾森幾次對于未來的預測都已成真，我們不妨以他在回憶錄的幾句中肯之言收尾：

“如果我們能把經濟關系理順，我們和中國的其他問題也會迎刃而解;中國人會正面回應一切有利于經濟穩定增長的動議。同理，如果經貿關系失控，譬如保護性立法引發貿易戰，則將會使整個關系受損。只要中國人站在我們一邊，我們會發現世界上幾乎所有主要問題就會更容易解決，而沒有他們，則會難得多。

有些人相信，有一條不變的歷史規律：崛起的強國碰上既有的強國時，沖突不可避免。但沒有什么是不能改變的。抉擇是重要的，教訓是可以吸取的，政治家們能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