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周書記詢問重病在身的老人有什么要求時，老人猶豫了一下說：“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帶瘦的豬肉。”周書記深感自責，掏出錢給鄉鎮書記，讓他滿足老人的心愿。

回到縣城匯報時，他眼含熱淚說起這位老人，“現在，在我們領導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帶瘦的肉。同志們，我們還有臉當他們的書記嗎？”他突然抬手打了自己一個清脆的耳光，“我們這些大大小小書記的臉還叫臉嗎？”在場不少干部淚流滿面，陷入愧疚和自責中。

文章刊發后，引發熱議。日前，記者聯系到周振興老人，在青島正陽關路一處幽靜的院子里，對老人進行了專訪。

談干部作風

內心充滿自責和愧疚，覺得對不起百姓，才不由自主地打了自己耳光

記者：您自打耳光這件事，過去38年了，當時跟隨您的同志印象深刻，寫成了回憶文章，刊發后引起了很大反響，您能談談當時的情景嗎？

周振興：詳細情況我記不太清楚了，畢竟快40年前的事了。一個病重的老人，想吃半碗肥中帶瘦的肉，這個要求高嗎？不高。竟然吃不上。我們工作做得不好，沒讓百姓吃飽吃好，內心充滿自責和愧疚，覺得對不起百姓，當時很激動，才不由自主地打了自己耳光。革命老區的人民對黨、國家、社會貢獻巨大，他們卻吃不飽飯，我們應該自責、反思。

記者：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了解民情，才能實事求是，真正解決問題。您當時是怎樣深入群眾、又是怎樣解決群眾實際困難的？

周振興：不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更不能正確決策。1978年3月初，我被任命為菏澤地委書記。一上任，我就給身邊同志說：我要下去跑跑，這段時間小事你們處理好就行。我斷斷續續到基層跑了3個多月，事先不和縣里打招呼，不看他們事先安排的參觀點，也不讓他們領著，這樣就可以了解到真實情況，也能知道農民的真實想法。

有一天我去東明縣，上午我自己跑了幾個村，下午通知縣委書記司黎明，他正好在一個村勞動，我約他去小井村看看。來到小井村村民張殿興家，他家院墻都倒了，土坯堂屋只剩中間一間，屋里只有一個大地鋪。一個大破瓷缸里，只有兩三斤地瓜干。揭開鍋蓋，里面是用野菜、高粱殼摻和做的菜團子。我掰開一個菜團子，一塊放到自己嘴里，另一塊給了司黎明，又苦又澀咽不下去。

當天回到縣城，我召集縣委常委會，一直研究到半夜，決定把全縣鹽堿地盡快分下去，借給群眾自種自吃，3年免征農業稅。當年，東明縣把10萬畝長滿茅草的荒地分給了群眾，來年，這些荒地上打的糧食比生產隊的好地還要多得多。

記者：對當前抓干部作風建設，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議？

周振興：現在有的干部蹲機關多了，下基層少了。對一些“走讀干部”，群眾一看就覺得你不拿自己當這里的主人，沒打長譜。其實，不管通信有多么發達，干部都要多跑跑基層，少一點蜻蜓點水，多一點扎實深入，尤其不要按照基層提前布置好的路線看。每月擠出兩三天時間，到農村、到企業住一住，交幾個農民、工人朋友，對做好工作是很有利的。

談干群關系

干部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組織和群眾信任，干群關系自然也會越來越好

記者：當時農民普遍吃不飽飯，有沒有因此影響干群關系？當時干群關系怎么樣？

周振興：中國農民實在是太好了，當時忍饑挨餓，但大家認為沒有人故意讓他們吃不上飯。那時候干部很少有謀私利的，所以干群關系比較融洽。

當時在張殿興家，我問他吃什么飯，并走向他的廚房。老兩口攔著我，不愿意讓我進去。我嘗過菜團子后，張殿興的妻子急急忙忙說：俺不苦，就是現在地里不收啥。俺感謝共產黨，沒有共產黨，俺活不到今天。我的淚當時就止不住流下來了，多好的農民啊！窮成這個樣子，還說感謝，這叫咱當領導的臉往哪兒擱？心里都是內疚和沉痛。后來我每隔幾年就去一次小井村，看著張殿興家還有村里群眾生產生活越來越好，我打心眼里高興。我在菏澤工作了11年，與菏澤的父老鄉親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記者：看得出來，您對菏澤有著特殊的感情。在山東，菏澤是欠發達地區，后來您還常去菏澤嗎？

周振興：除了在青島工作期間，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回一次菏澤。每次都為那里的變化感到激動和高興。2011年春天我去菏澤，在那里住了11天，所有縣區走了一遍，那時候菏澤已經迎來發展的好時期。雖然我出生在德州，很多人卻都認為我是菏澤人，我也自認為是菏澤人。后來我一直關注菏澤的發展，每天晚上看電視，我都要看看菏澤的天氣預報。

記者：在您看來，干群關系好，有哪些體現？您怎么看待當前的干群關系？

周振興：干群關系好，很重要的一條，是干部清廉、干凈，就算工作上有不足，有些小錯誤，群眾也會原諒。如果干部脫離群眾，甚至貪污腐敗，群眾能不反感、能不有氣嗎？

習近平總書記這幾年狠抓正風反腐，意志堅強，措施得力，黨的肌體越來越健康了。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要長期堅持下去。如果干部都干凈干事，問心無愧，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組織和群眾信任，干群關系自然也會越來越好。

談初心和擔當

只要叫我當這個地委書記，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飽飯

記者：小井村成為山東的“小崗村”，吹響了改革的號角，這與您任地委書記時的擔當作為分不開。能講講當時的情況嗎？

周振興：當時從小井村回來，研究把荒地分給農民種，縣里有干部也擔心，覺得這不符合中央政策。我對司黎明說：你們先開個頭。如果有人告你們“走資本主義道路”，我陪你到北京打官司。農民守著土地挨餓，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我相信，讓農民吃飽飯絕不是罪過。

山東大包干改革，是從小井村開始的。如果說，安徽的土地承包發端于小崗一個村，是下面搞了以后得到了上面的認可，那么菏澤是從地委開始提倡的，幾乎是10個縣同時開展了大包干。

那一年后來連續召開了兩次三級干部會議，1979年春節后，又一次召集三級干部會議，2000多人，我講了近8個小時。那時候地委沒有報紙、沒有電臺，會后我讓各縣復制錄音帶，各公社再到縣里復制錄音帶，指定同一天時間，向全區農民開大會播放。

那次大會上，我說，在座的縣委書記同志們，你們把筆記本拿出來，記下我下面這段話，如果上級說這件事我們干錯了，追查下來，我周振興一個人擔責，你們都是被迫的！只要叫我當這個地委書記，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飽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記者：講這番話是需要勇氣的。當時那個環境下，您這份勇氣從何而來？

周振興：我出生在農村，16歲就參加革命，工作50年，其中40年在農村度過。當時的地委，就是搞農業農村工作。我老家家里人也都在農村，生活困難，這個我很了解。這種狀況如果不迅速改變，你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們就不那么相信。群眾有困難時，你不去解決困難，有的人怕扣帽子，但如果人人都這樣，那我們還有什么出息？

記者：您能不能談談您對共產黨人的初心的理解？

周振興：我的理解，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當初參加工作，就奠定了為人民服務的信念。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我們黨與其他政黨的根本區別。

當官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做過的工作，能真正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