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劇使用上海話表演，是地道上海本土戲劇，素來注重唱功，音樂清純柔美，獨具江南絲竹之韻致。和“百戲之祖”昆曲相比，滬劇還很年輕，但也有200多年歷史，在這期間逐漸發展出不同風格的流派唱腔，紅遍江南。由于語言的特殊性，滬劇在地方戲中屬于小劇種。但這個“小”劇種影響力不小，其所以葆有藝術活力的經驗對當代戲曲發展尤具啟發意義，即注重與時代同步、與社會共振，善于從百姓生活中提取打動人心的故事與情感。

上世紀60年代，滬劇為中國戲劇貢獻兩部戲：現代京劇《沙家浜》改編自滬劇《蘆蕩火種》，現代京劇《紅燈記》改編自滬劇《紅燈記》。與此同時，滬劇創作出以五卅工人運動為背景的《星星之火》，后來被改編成電影，也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這幾部作品所以在當時產生巨大影響，離不開作品與時代之間的強烈共振。而這種以現實主義手法表現現實題材的特質，早在滬劇誕生之初就被前輩藝術家寫入滬劇的基因中。上海從開埠以來就是城市化的，與商貿、金融緊密結合，滬劇誕生于斯，成長于斯，自然融匯了這個城市特有的文化氣息，以及這方水土獨有的生活態度——這就使滬劇在最初就具有濃厚的現實主義風格，滬劇前輩深具開拓精神，沒有走傳統戲曲“才子佳人”的老路，而選擇觀照當下。這正是滬劇獨特魅力所在，也是我熱愛滬劇的重要原因：你要在舞臺上藝術地表現當下生活，除了學習前輩經驗，還需要敏銳地觀察生活、深入生活。

滬劇的這種現實主義精神還表現在對其他文藝樣式作品的改編上。已故滬劇表演藝術家丁是娥曾把話劇比喻為滬劇的奶娘，“話劇的現實主義乳汁哺育了滬劇成長”。當年許多西洋話劇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后，第一站落腳點就是上海。話劇欽羨本地灘簧以本土唱腔吸引大量擁躉，而滬劇向往話劇的現代都市題材。面對戲劇家洪深從國外帶回的西洋劇本，滬劇人將其改編得接地氣，以便為上海老百姓接受。于是，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到了滬劇舞臺就變成《鐵漢嬌娃》，故事背景從16世紀末的英國改為清朝，人物也進行了本土化改造，受到滬劇觀眾歡迎。上世紀50年代我國第一部《婚姻法》甫一頒布，趙樹理小說《登記》就被改編成滬劇現代戲《羅漢錢》，無論是江南小調的運用，還是情節安排、人物設置，無不充滿上海氣質——趙樹理筆下太行山的農村故事被改編為原汁原味的上海故事。滬劇著名選段《紫竹調·燕燕做媒》就出自這部劇。

和其他地方戲相比，滬劇尤為擅長“小”題材：家庭倫理、家長里短，很接地氣。但不是所有“小”題材都能入戲，也不能讓滬劇止步于“小”題材，而是要不斷拓展這個劇種的成長空間。于是，近些年我們注重選擇有歷史文化品格的題材，開拓戲路，如《鄧世昌》《敦煌女兒》等，為滬劇贏得很多年輕觀眾。這些戲從題材選擇、音樂設計到舞臺美術、服裝設計，都注重現代表達，讓滬劇更好地與時代同步，與社會共振，傳遞正能量。其中，《敦煌女兒》講的是上海人樊錦詩扎根敦煌幾十年的真實故事。5年中，我數次到敦煌體驗生活，與樊錦詩成為“忘年交”。這出戲采用時空穿梭的手法，實中有虛、虛中有實；敘事上試圖突破傳統先進人物表現手法，不僅表現樊錦詩，更力求體現“敦煌人”這一群像。由于題材特點，劇中不少臺詞都有一定專業性，為增強藝術感染力，我還借鑒了京劇、越劇等唱腔，以此豐富滬劇音樂形象。

可以說，在“接地氣”中求新求變，是滬劇藝術發展至今最為寶貴的經驗。在這一過程中，滬劇發展面臨的挑戰也在隨時代而變。比如，滬劇曾經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步履維艱。我臨危受命，擔任上海滬劇院院長，第一個戲是“眾籌”的。而今，局面一點點打開，滬劇日漸繁盛，除上海滬劇院，上海還有其他幾個院團也在進行滬劇演出。但我們不能放下憂患意識，雖然當下滬劇很紅火，但伴隨今天這一代滬劇觀眾老去，是否會有新一代滬劇觀眾成長起來？作為劇種語言的上海話、作為劇種沃土的上海地方文化特質，是否正在經受同質化沖擊？這些年對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視雖然有所提升，但亦不能盲目樂觀。

而今，圍繞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社會共識度不斷提升，我們對文化自信有了新的理解和追求。作為海派藝術瑰寶，滬劇不能躺在過去的功勞簿里。具有鮮明上海地域特色的滬劇，當繼續以“接地氣”的身姿和時代同步，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廣采博納，求新求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