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辦婚禮，大多在家中擺流水席，也有村民有攀比心理，租上大巴車，把親朋好友拉到縣城酒店吃酒席，覺得這樣才有面子。高額的婚禮支出，給不少農村家庭增加了沉重負擔。團十八大代表、來自甘肅團瓜州的縣委書記王歡注意到農村青年辦婚禮中存在的問題。

“現在在瓜州，因婚返貧、因婚致貧的現象已經很少存在了。”她在調研時發現，可是，婚禮費用高的問題，依然存在。王歡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婚宴價格在588元到888元不等，還要加上數千元的婚紗攝影，操辦一場婚禮，需要三四萬元，這對于尚未脫貧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她認為，高額婚禮，讓本來就處在貧困線上的群眾“窮上加窮”，掏空了不少農村家庭多年的積蓄，還有不少農村青年因為家底薄拿不出婚禮錢成為“剩男”。

適齡青年如何參與治理“高額婚禮”？王歡想了一招，在去年的3月5日，團瓜州縣委印制了1萬多份《共青團瓜州縣委關于“節儉辦婚禮、文明新婚俗”的倡議書》，其中的內容很接地氣：“未婚青年要體諒父母、感恩父母，不提過分要求，不攀比婚禮，不鋪張浪費。”

可是，如何精準地散發這些倡議書，一定要按照農村的傳播規律：團縣委制作了一批宣傳袋，把粉紅色紙張印制的傳單塞入宣傳袋，由扶貧的青年干部作為小禮物發給村民。同時，他們還聯合縣文明辦、民政局、電視臺等機構和新聞媒體，通過開展文明村鎮創建、村規民約制定、成立紅白理事會、播放文明婚俗倡議書等方式，讓一股節儉辦婚的風氣逐漸形成。

當然，要想移風易俗并不簡單，還要增強儀式感。

瓜州縣隸屬酒泉市，地處甘肅省河西走廊西端，是插花型貧困縣，其中有6個鄉鎮是移民鄉鎮，大部分是戈壁灘，植被覆蓋率低。近年來，為了改善環境，加大植樹造林的力度，團瓜州縣委推出服務，青年可以一起種植“青年林”“友情樹”“愛情樹”，讓婚戀充滿儀式感，也可以為植樹造林作貢獻，一舉多得。

“針對青年婚戀交友的現實需求，倡導正確婚戀觀。”團十八大報告中也特別關注到青年的婚戀觀問題。

團十八大期間，甘肅代表團給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提供了一份《關于“農村結婚天價彩禮問題”的調研報告》。團甘肅省委派干部深入到甘南州臨潭縣、臨夏州積石山縣5個鄉鎮6個村（其中深度貧困村4個）和42戶農戶（其中貧困戶36戶）家中進行實地調研。

調研發現，農村彩禮類別多樣，除了干禮（現金），有的地方以金子作為實物彩禮。一些地方從原來的“三金一車”（金戒指、金項鏈、金耳環、摩托車）演變成為現在的“一動不動”（“一動”指小轎車、“不動”指樓房），舉債也要撐面子，背上了巨額債務。

調研還發現一個現象：農村“天價彩禮”表現為“兩高”的趨勢，即貧困村的彩禮比富裕村的彩禮高、窮家彩禮比富家彩禮高；這幾年農村彩禮有逐年上漲的趨勢。

為什么會出現“天價彩禮“和“高價婚禮”？調研報告認為，由于本地女青年外流現象突出，即使有人出高價彩禮，也很少有人愿意把女兒嫁入當地貧困家庭。兩縣男女比例基本為110∶100。近年來，許多農村女青年為擺脫貧困，涌向城市打工或嫁到條件較好的地方，這也加劇了農村婚齡青年男女比例的失調，例如積石山縣風林村女青年外出打工65人，占到本村女青年的半數以上，使本村“剩男”娶媳更難，甚至出現“一個女子幾家搶”的現象。

在中部地區，團組織參與農村“天價婚禮”治理有什么經驗？

在江西撫州，黃娜是臨川區唱凱鎮的團委書記，她同時也是東湖村的黨支部書記。她曾經遇到，一位村民在女兒出嫁時，打算要20萬元彩禮，因為在他的兒子娶媳婦時，他就花了20萬元的彩禮錢。

黃娜主動找到這位村民：“年輕人的幸福不能用金錢進行衡量。”這位村民反問黃娜：“別人家嫁閨女幾十萬，我女兒哪點比人差了，為什么不能要？”

村民的反問，一時讓黃娜噎住了，不知該如何回答。

回去后，她開始反思，不能就移風易俗而移風易俗，必須找到抓手。正好，東湖村主打產業是農機合作社，現在已經有60多戶農機戶。

她說： “我們多次入戶做工作，鼓勵他成為我們移風易俗的第一個帶頭人，并承諾他在第二年機耕服務中優先給予500畝的訂單。在多次溝通后，他女兒和女婿決定將彩禮錢入股合作社，成為我們的社員。”

這一創新做法給了村民很大的觸動。黃娜認為，這一定要有制度性約束，要給帶頭移風易俗者一定的獎勵。

在東湖村，黃娜與村“兩委”成員、紅白理事會成員以及合作社理事成員商議后，大家決定把移風易俗寫入合作社章程：“合作社社員及其家庭成員紅白喜事不得大操大辦、娶妻嫁女不能要求高額彩禮，鼓勵將彩禮轉變為創業基金，先鋒帶頭者將優先享有訂單使用權。”

“我們每次開村民大會時，都必講移風易俗的事情，還會宣傳零彩禮的一些典型故事。”團十八大代表、瑞金市葉坪鄉團委書記吳運頻說，通過當地的紅白理事會宣傳參與移風易俗、村規民約約束彩禮金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吳運頻說，原來娶一個媳婦要八九萬元彩禮，現在民風逐漸發生轉變，有的象征性地給兩三萬元，有的女方家庭還會“倒貼”錢。他認為，這是長期宣傳起到了效果。

在團十八大代表、安徽省定遠縣吳圩鎮西孔村黨總支第一書記王萌萌看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發展當地的經濟，才是改變農村落后的關鍵，才能避免出現“高價婚禮”的問題。

今年6月3日，在安徽青陽縣，團縣委在縣城舉辦了一場自行車集體婚禮。團十八大代表、團縣委書記張煥介紹，這一次面向社會發布信息，最后有8對新人和年輕夫妻報名參加，其中就有不少農村青年。

“通過集體的儀式，在年輕人心中種下移風易俗的種子，回歸愛情的本位，對其他年輕人產生示范作用。”張煥坦言，集體婚禮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但并不是形式主義，因為恰當的形式是一種非常有實際意義的宣傳和引導。畢竟，中國的婚禮文化存在幾千年，團組織可以從一點一滴開始參與引導正確的婚戀觀。

團甘肅省委在《關于“農村結婚天價彩禮問題”的調研報告》提出解決對策，加快改善農村基礎條件、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積極培育富民產業，讓農業強起來、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村美起來，是破除高價彩禮困局的先決條件。

調研報告支招，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線，在縣鄉村廣泛開展“反對天價彩禮，倡導婚嫁新風”“傳家訓、立家規、揚家風”等活動。出臺省級層面的指導意見，廣泛成立并充分發揮農村紅白理事會、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等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發動農民對陳規陋習進行評議，加強正面引導，促進農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提高。

共青團如何參與治理農村的“高價婚禮”？這份調研報告提出，團組織可以積極為廣大青年搭建交友平臺和社交網絡，組織開展農村實用技術培訓，教育和引導廣大青年、婦女在移風易俗中發揮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