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創作之源是我的少年時代。雖然，在度過少年時代的那個叫做故鄉的地方，我并沒有聽說過“文學”這個字眼。我的母語里沒有，上學以及與外部世界交流所使用的漢語里也沒有。

我的母語被認定為一種藏語方言，除了宗教語境之外，在這個只有口語而沒有文字的語言中，一切文字表達都叫做“達斯覺”，就是文字的意思。而通過報紙、電臺、文件和小學校的教材，通過外來的人——商販、醫生、小學教師、筑路工人和伐木工人傳導到我生活的那個村莊來的漢語，也只是呈現其最實用最簡單的部分，“文學”這個更趨于審美與咀嚼生活深意的名詞也還沒來得及包含其中。

即便是這樣，在我的成長歷程中，文學中最重要的那些內容已然發生。智識漸開時，與生活的美好與苦難相逢，看見美麗的自然與急劇變化的社會，感受一個個的人，他們的成長或衰亡，堅定或彷徨，還有自己身體成長中欲望的開張，以及由此生出的對于人對于愛的渴望，對世界的種種想象與向往——所有這些，都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情感世界。這個世界里潛藏著那么多未解之謎。要再過好些年，直到我十四歲的時候，才第一次遭逢“文學”這個詞匯。于是，那些少年時代的經驗開始產生意義，開始嘗試在內心解答被周圍的文字世界忽略不計的詢問與迷茫。

又過了八九個年頭，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文學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勇敢地擔負起啟蒙的重擔。雖然我并不曾立即從那些詩歌與小說中得到關于人生與世界的直接答案，但這些作品給了我不同凡響的啟示，使我覺得惟有文學，可以解釋我自少年時代就沉積心中未有答案的那些疑慮：個人與家庭苦樂的因由，地域的開放與閉鎖，信仰的正道與歧路，以及過往話語未曾予以足夠關注的地方性歷史敘事。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從事文學書寫，就會從這里開始；如果有一天我要從事文學書寫，肯定是因為，到我獲得寫作能力的那一天，還沒有人用我期待的方式書寫這個地域、這些人群。那我將開始書寫。

是這樣一個簡單的想法，讓我開始大量閱讀。閱讀之后，是書寫的嘗試，一些詩歌——關于故鄉的自然與人，一些短篇小說——帶一點自傳性，有關一個少年在偏僻鄉村的覺醒與成長。開始是比較順手的，但隨即難度出現，超過了我的想象。把“我”當成書寫對象稍微容易一些，但當這個“我”需要擴張成“我們”時，困難就出現了。文學書寫還需要把我少年時代成長的故鄉擴展一些，使其在地理與文化意義上都更為廣大，這個困難也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難在于我進入的是一個從未被文學之光照耀的空白地帶。我要書寫的人們幾乎從未用詩歌的語言呈現過自己的情感與理想，也從未在小說這樣的文學方式中嘗試探求人性的不同面向。

那些困難巨大到差點使我放棄文學書寫。

在那些年里，我頻繁地四處尋訪，尋訪那些比故鄉村莊更大的地域，村子所在的那個鄉，那個縣，那個自治州，那個省，還有別的省。我向唐代詩人杜甫學習在大地上漫游的方法。我向美國的惠特曼學習記錄這些漫游中得到啟悟的方法。我尋訪那些與故鄉有著某種相似性的地方，尋訪那些與故鄉絕無相似性的地方。

當然，還有更開放更駁雜的閱讀。人類的文學書寫，在從狹窄走向寬廣，從庸常超拔出詩意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智慧。尤其重要的是，文學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在反抗神學禁錮上提供的強大思想，給予我反思的勇氣與力量。我用審美的、思辨的文學之光，把我書寫的那片地域照亮，把那些人群照亮。這時我發現，少年時代那些原初性的經驗是多么重要，后來的行走、閱讀與書寫，也不過是把那些初始的來自身體的、來自情感的，而不是來自理念的感觸與情緒喚醒。這種喚醒真是太重要了，使得我在追求深刻時，還能保持純真；在揭示復雜時，還能保持某種單純。當書寫的對象過于丑陋時，少年時代產生的對于世界的美好想象還會使我不至于對世界感到絕望。

在我寫作的這三十多年時間里，中國社會急劇變化，這種變化最大的結果之一，是樂于表達鄉愁的中國文學也很難回到往昔的故鄉。但對我來講，這樣的結果并不令人惆悵。因為只要有少年時代那些身體性的記憶存在，那些對世界的原初的感觸存在，我就擁有一個完整的故鄉。

阿來，作家，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縣。現任四川省作協主席。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機村史詩》、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散文集《就這樣日益在豐盈》、詩集《梭磨河》等。曾獲茅盾文學獎、百花文學獎、郁達夫小說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