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不斷改進和創新宏觀調控政策，為宏觀經濟企穩向好起到了積極作用。

首先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底以來，中央提出并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將其作為推進各方面經濟政策的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是通過結構性調控和改革手段化解經濟深度調整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因素，客觀上具有宏觀調控政策含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內容涵蓋“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稅費、補短板。比如去產能政策的實施，使2013年至2017年累計退出鋼鐵產能1.7億多噸、煤炭產能8億噸，安置分流職工110多萬人。

其次是完善金融監管政策。觀察近年中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方針定位與實施內容關系，需結合同期金融政策具體內容指向才能得到較好理解。近年來，金融政策包含多重目標，除了支持實體經濟融資需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改進金融體系結構，還有一個重要目標，那就是防范化解經濟擴張刺激時期的遺留問題及近年新生的金融風險，以維護金融和經濟穩定。為此，有關部門持續控制“表外融資和企業債”與“理財產品”等第一代影子銀行業務，使二者同比增速分別回落到約6%和零增長。近年來，有關部門對2014年至2015年較快擴張的資管、同業等業務加大監管力度，有效遏制住了其快速擴張勢頭。

再次是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針對外匯儲備停止趨勢性增長派生的貨幣政策環境階段性變化，近年來央行創新采用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等政策工具實施基礎貨幣投放，同時利用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多次降息降準，力求兼顧為經濟運行保持充足流動性與降低宏觀杠桿率以控制金融風險的多重目標。在相關金融政策作用下，我國社會融資總額增速在退出刺激政策后趨勢性下降，近年保持在13%上下水平，今年一季度更降到了接近10%低位。社會融資增量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突出表現為銀行信貸所占比例較大幅度回升，從2011年至2013年的51%至57%上升到過去兩年70%以上，今年一季度該指標值達到81%。與此同時，各類影子銀行業務所占比例呈不同程度下降。廣義貨幣M2和信貸增速近年大體保持在12%至15%，但是去年以來廣義貨幣增速顯著下降，伴隨用3個月Shibor利率衡量的短期流動性趨緊。在這一背景下，央行決定4月25日再次降低存準率，大型機構和中小機構法定存準率分別降到16%和14%。

最后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近年深度調整期對穩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2011年以來，中央財政預算內赤字從5000多億元增長到近年2萬多億元，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從2011年1.13%上升到2017年3%。2018年中央預算內財政赤字規模不變，赤字率下降，體現出邊際降低赤字相對規模的政策意向。積極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結合的另一重要內容，是2015年國務院決定用3年左右時間置換14.34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2015年至2017年發行10.9萬億元置換債券與約4萬億元地方新債，兼具化解金融風險與積極財政政策雙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