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大趨勢，也是我國進一步釋放發展活力、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大課題。由江蘇、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組成的長三角地區，常住人口占全國1/6，經濟總量占全國1/4，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也是國際公認的六大世界級城市群之一。

長三角一體化合作如何深化？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禮率調研組先后到上海、安徽，圍繞“深化長三角一體化合作，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主題展開實地考察調研。

念好“融”字訣，推動發展優勢互補

G60，一條串起上海松江，浙江嘉興、杭州三地的國家干線高速公路，如今正崛起成為一條創新資源集聚、產業發展協同的科技創新走廊。

被譽為“上海之根”的松江是上海歷史文化的發祥地，也是G60科創走廊的發起地。“美國硅谷、波士頓、日本筑波等全球科創高地的創新、智力和產業要素均沿高速公路等交通走廊分布，這給了我們很大啟發。”松江區委書記程向民向調研組介紹。2016年5月，松江宣布建設G60上海松江科創走廊，著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和新興產業。很快，一大批科研機構和高科技龍頭企業紛紛落戶，松江迅速崛起為長三角科創高地。

龍頭企業和大項目的落地也帶來了相關配套產業落向周邊地區，推動跨區域產業合作和科創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成為區域間城市共同訴求。2017年7月，G60高速公路沿線的松江、嘉興、杭州三地正式簽署合作協議，G60上海松江科創走廊上升為滬嘉杭科創走廊。通過近兩年的合作，松江連續實現財政收入突破性增長，嘉興新增各類孵化機構31家、高新技術企業241家、科技型中小企業637家。滬嘉杭協同發展的成果也吸引了周邊城市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城市尋求加入G60科創走廊。

G60科創走廊的興起讓調研組的專家們為之一振。“感到很振奮，讓我們對長三角一體化心里也更有底了。” 調研組成員、浙江大學土地與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吳次芳說。他認為，G60的成功讓人看到了市場對一體化的需求，也看到了地方推動協同發展的做法和經驗，是長三角一體化建設中產業協同發展的生動范例，也是長三角一體化的有力抓手。

丁仲禮在松江調研座談時給G60科創走廊予以了高度評價，“上海作為長三角的龍頭，要與周邊省市協調發展、協同合作，更多發揮牽引、帶頭作用。”他認為，上海在長三角一體化中具有獨特優勢，也應承擔更大責任，希望長三角建立起一體化的更高標準，為各省市區域協同發展率先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經驗。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民盟中央原主席費孝通先生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建議。”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長陳群表示，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就是要為國家打造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極，在我們創新型國家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支撐引領作用。

打通“斷頭路”，破除行政壁壘

行政區域劃分對區域一體化造成的主要問題之一是規劃不統一，產生諸如“斷頭路”等基礎設施不協調的問題。今年3月，由三省一市聯合組建的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在上海正式掛牌成立。“規劃協同了，發展才能協調。”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主任阮青表示，辦公室眼下正在編制《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其中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實現區域道路的無縫對接，“今年將完成14個省際斷頭路項目建設。”

調研組發現，在整個長三角區域，“斷頭路”其實不僅反映在交通基礎設施領域，在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也廣泛存在，如醫保異地結算難、交通執法協同難、區域間市場規則差異大、行業標準不統一等。一些區域內的城市嘗試自發聯合解決行政壁壘，如蕪湖與南京、淮安等城市成立都市圈物流標準化聯盟，在托盤、包裝等方面制定統一標準，減少裝卸環節；南京與滁州市開通公交班車，與馬鞍山市實現市民卡互聯互通……調研組成員、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陳田認為，這些局部的、零散的區域合作雖很可貴，但進一步協調的難度很大，難以在區域內復制推廣。相比之下，他認為長三角的環境保護機制則相對成熟，可以參考。

在安徽省空氣質量預測預報中心，四地環保廳工作人員正借助視頻系統實時通報各自空氣質量檢測結果。安徽省環保廳副廳長賀澤群介紹，自2016年以來，遇重污染天氣時，四地每天都會開展聯合會商，分析研判空氣質量，及時發布預警。2014年1月，四地和中央8部委共同成立長三角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后，長三角區域空氣環境治理逐年改善，PM2.5濃度相比2013年降幅超三成。在水污染防治方面，2012年，為解決浙江千島湖上游新安江流域水污染問題，皖浙兩省在財政部、環保部支持下建立全國首個跨省生態補償基金，新安江流域水質達標則獎金歸安徽，不達標則歸浙江。近年來，新安江流域水質始終為優，是全國水質最好的河流之一。

“大氣污染防治一直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難點，長三角大氣污染防治成果的取得，除了地方的主動作為，也得益于更高層次協調機構的參與和推動。”參與調研的民盟中央生態委員會委員強海洋說，新安江流域的生態補償機制創新成果也值得重視。“一體化應該從全局角度出發，注重在體制機制上進行創新，從要素合作更多地轉向制度合作，這是打破行政壁壘的重要動力。”強海洋說。

著眼“整盤棋”，做好頂層設計

其實，在走訪調研和與各地政府部門負責人及企業家、專家座談中，調研組的專家們就反復聽到一個詞——“頂層設計”。許多人呼吁，加強頂層設計，從國家層面推動長三角一體化是解決當前區域發展協調難的關鍵舉措。

民盟中央常委、復旦大學教授丁光宏也發現，受行政壁壘和既有利益格局限制，一旦面臨涉及各方重大利益的復雜問題，行政壁壘和市場壁壘的約束仍然難以逾越。丁光宏認為，一體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優先選擇相對容易的項目推進。“在目前長三角各地方政府財政相互獨立的情況下，為平衡各方利益、爭取協調發展，組建‘長三角發展基金’不失為當下可行的務實之策。”丁光宏說。

“三省一市現有的干部考核方式與區域合作的目標不適應，區域間競爭大于合作的狀況明顯，市場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突出，這些問題都需要在更高層面上才能予以解決。”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院長、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楊桂山認為，長三角地區雖已經建立起了多種多樣的聯席會議或聯合組織等協商合作機制，但總體上來說還是務虛多、務實難，“這也是我們在調研中聽到不少地方政府部門負責人反映的問題。”他建議成立更高層次的協調小組或授權地方成立協調機構，推動深層次問題的解決。

丁仲禮強調：“應該認識到，一體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還是如何率先發展、協同發展。”他在調研中指出，要進一步厘清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準確內涵，明確一體化應該有哪些指標，如何考核。他建議，有關各方列出任務清單，找出優先項，分階段、有重點地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進程，“長三角地區應該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指引下，對標國家總體戰略部署，起到創新引領帶頭作用，面向世界參與國際競爭。”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