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認同是中國穆斯林愛國主義傳統的思想資源

自唐宋時期，伊斯蘭教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通過商貿等和平的方式傳入我國后，就走上了一條認同、吸收、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本土化之路。中國穆斯林作為我國伊斯蘭文化的載體，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自身適應中國社會的客觀需要，而且是為中國社會主動擔責的行為自覺。

據史料記載，早期入華的回族先民中出現了一批出類拔萃的人才。其中將領、官員有唐代曾任右戍衛大將軍的安附國，官至華州刺史兼鎮國軍節度使的李元諒，任職萬州刺史、簡州刺史的石處溫等。他們不僅一生戰功赫赫，而且有很高的中國文化素養。文化名士中的杰出代表有李彥昇、李氏兄妹等。唐人陳黯在《華心》一文中記述了李彥昇受嶺南節度使盧鈞推薦進士及第的事情。邱樹森認為，李彥昇無疑“通五經，明時務，善詩賦”。五代時，出現了我國第一位穆斯林詞人李軕，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諸多名篇佳作。《全唐詩》收錄了他的54首作品。他的妹妹李舜弦是我國第一位穆斯林女詩人，在中國文學史上也留下了美名。其詩作亦收入《全唐詩》中。宋代，穆斯林詩人蒲壽宬著有詩集《心泉學詩稿》六卷288首，收入《四庫全書》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說：“今觀其詩，頗有沖淡閑適之致，在宋元之際猶屬雅音。”可見，他們的詩詞創作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化寶庫中的重要地位。之后，中國穆斯林文化名流可謂代代輩出，他們在燦若星河的中國文化史上是一顆顆耀眼的明星。

自唐宋開始，中國穆斯林在中國文化領域取得的成就不僅反映了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習得、掌握達到了很高的水準，而且已經內化為他們深沉的情感認同。

明清時期以王岱輿、劉智、馬注、馬復初為代表的漢文譯著家們，通過譯著伊斯蘭教經籍活動，將伊斯蘭教由阿拉伯的形式和語言變為中國的形式和語言。他們非常強調伊儒在精神追求上的相通性。劉智認為：“圣人之教，東西同，今古一。”馬注認為：“回之與儒，教異而理同也”，“儒者之學猶衣，清真之學猶食。無衣則寒，無食則饑，寒則關于身，饑則切于命。”他們從哲學的層面表達了穆斯林對儒家文化的高度認同。再如，清初康、乾之世，回教數大賢哲，如介廉、復初等，亦莫不以儒家的學術，用以發揚教義。”同時，應該注意到，這些穆斯林先賢在伊儒會通方面的建樹，不僅僅是單方面吸收和借鑒中國傳統哲學的結果，也為中國哲學貢獻了新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有益補充和完善。

中國穆斯林對儒家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不僅為伊斯蘭教中國化之路打開了重要通道，而且為其愛國主義傳統的形成積累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國家認同與實踐是中國穆斯林愛國主義的集中表達

中國穆斯林既自愿接受中華傳統文化，又關心世俗政治、國家大事，特別是將“報國”看成自己的“分內之事”，國家認同日益強化，并形成生動的愛國實踐。

早在唐宋時期，在絲綢之路上，中華文化、科技創造陸續西傳，同時，阿拉伯帝國的科技成果也隨著穆斯林傳入中國。元代，中國穆斯林在國家建設中的貢獻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廣，成為國家天文、歷法、醫藥、建筑、航海、軍事等領域重要的力量。元朝政府專門設立回回天文機構由回回天文學家負責，頒行回回人扎馬魯丁進獻的《萬年歷》通行全國，編制《回回歷》。除此之外，朝廷專門設置了秩正三品的廣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藥物及治療等）、秩正三品的回回炮手軍將上萬戶府、秩正九品的常和署（官領回回樂人）等。建筑領域出現了偉大的設計師也黑迭兒丁。他不僅奏請修建了北京的瓊華島（今北海公園的前身），而且擔綱元大都（今北京城）宮殿和宮城的設計與工程實施。建筑群落和整體布局，在當時的世界都城中堪稱上乘之作，雄偉壯麗，縱橫交錯，呈現了我國傳統建筑藝術的精華，為世人貢獻了一項不朽的文化遺產。除此外，回回人在數學、地理學和水利學等方面均對國家科技發展和經濟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

明代，著名航海家回族人鄭和主持建造了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為先進的海船。據《明成祖實錄》載，僅永樂年間所建造、改造的海船總數就達兩千艘之多。同時，鄭和組織了世界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管理最科學的船隊，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的航海氣象和航海天文知識，開辟了亞非洲際新航線，繪制了《鄭和航海圖》，綜合應用了天文導航、羅盤導航、陸標導航、測量水深和底質等多種導航手段在世界航海史上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壯舉。

近代以來，中國穆斯林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實踐在抵抗外侮和侵略的偉大斗爭中顯得更加強烈和成熟。可以說，愛國愛教相一致的思想始終是其民族精神中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現。

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朝名將回族人左寶貴，站立城上指揮，親手點燃大炮殺敵。激戰中，左寶貴被炮彈擊中，壯烈殉國。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我國，回族總兵馬福祿率領由回族和東鄉族組成的軍隊與友軍在廊坊英勇擊退侵略軍。同年七月，侵略軍再次進攻北京，馬福祿部守衛正陽門，激戰中，馬福祿壯烈捐軀。他的從弟馬富貴、馬福全，侄子馬耀圖以及百余官兵英勇陣亡。回族穆斯林的核心認同結構由民族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構成。每當國難當頭，“國家”的概念在回族群體中異常清晰，其地位至高無上。抗戰時期，回族的國家認同上升到新的高度。如陜甘寧邊區成立了“回民騎兵團”，三邊地區和關中成立“回民支隊”，山西成立“回民游擊隊”，河北成立回民支隊和渤海回民支隊，均立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敵后抗日根據地，回族人以捐款捐物、修路架橋、編演話劇等不同形式全面支持抗戰。

新中國成立后，穆斯林兄弟姐妹們與全國各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樣緊緊相擁，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改革和發展的偉業之中，在偉大的新時代同心共筑中國夢。

縱觀中國穆斯林的歷史，就是一部熱愛祖國、報效祖國的光輝史，體現了中華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四進清真寺”是新時代中國穆斯林的愛國實踐

清真寺，是伊斯蘭教的宗教活動中心。但在穆斯林的生活中，清真寺還兼具社會、文化和認同等多重意涵，是培育和踐行愛國主義的重要場所。

近日，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倡導，北京、甘肅、青海、寧夏四地伊斯蘭教界同時舉行“四進”清真寺活動啟動儀式，向各地伊斯蘭教協會和清真寺發出倡議，倡議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憲法和法律法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清真寺活動。這是新時代中國穆斯林開展愛國實踐的新舉措和新路徑。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蒞臨儀式現場，代表中央統戰部發表致辭。他表示，伊斯蘭教自傳入中國后，就逐步融入中國社會，廣大穆斯林在不同歷史時期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新時代中國伊斯蘭教要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優良傳統，伊斯蘭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眾要進一步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其實，在中國伊協舉行“四進”清真寺啟動儀式前，各地伊斯蘭教界和穆斯林群眾早已自發舉行升國旗儀式。2012年5月，寧夏回族自治區青銅峽鎮王嘴子清真大寺作為該區第一座升國旗的清真寺舉行升國旗儀式。他們認為，愛國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在清真寺升國旗，就是為了表達穆斯林群眾愛國愛教的真摯情感，傳遞愛國愛教的理念。在他們的示范影響下，目前，寧夏有千余座清真寺建起國旗臺，在開齋節、古爾邦節等節慶上舉行集體升國旗儀式，旗幟鮮明地表達伊斯蘭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眾的愛國情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各清真寺自覺舉行升國旗儀式。當地穆斯林群眾認為，國旗是國家的象征，代表了一個國家的尊嚴，反映了民族精神。升掛國旗自然激發了愛國熱情，增強了公民意識，有利于增強國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感情。

人從身份上無疑具有多重性，譬如民族文化認同、地域認同、宗教認同和國家認同等，各種認同交互作用。但是，在中國穆斯林的多重認同中，國家認同無可爭辯具有優先地位。特別是升掛國旗等“四進”清真寺活動通過穆斯林群眾的普遍參與，就會更加強化中國穆斯林對國家認同的共識，并內化為深沉的愛國情感和民族意識，展現具有時代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伊斯蘭教新氣象。

（作者敏俊卿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新聞發言人、《中國穆斯林》雜志副主編；馬淑梅系北方民族大學回族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