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美術學院碩士生導師張愛國帶領其研究生進行了一場“對書法自古為文人末技的探討與反思”的專業教學話題討論。他對這個問題講了以下幾個方面。

杜牧 張好好詩并序 紙本墨跡 行書 28.2×162cm 835年

第一，“書法自古為文人末技”的這個問題是否確實成立，多少可以打一個問號。代表中國文化的不是一個或者兩個個體，他們只能代表部分，比如以揚雄為例，即便拉上孫過庭、黃道周、簡經綸等人，還是不能代表全部。這個結論能下，也只能在部分范疇內可以下。潘天壽、沙孟海在創辦書法專業的時候，以他們的學術背景來講肯定知道這個問題，他們年輕的時候受沈曾植的影響學黃道周，黃道周有“作書乃學問中第七八乘事”的觀點，當然也包括“壯夫不為”、“詩賦小道”。但是現在寫篆刻文章的人經常會寫到“雕蟲小技，壯夫不為”，這個完全是臆造的，揚雄原話也沒有這樣說過，這就反映了書法界做學問的一個不嚴謹的方面。這句話揚雄沒講，揚雄只講了“詩賦”，但是這句話很多時候都被人置換掉，置換成“雕蟲小技，壯夫不為”。

第二，要探討和反思這個問題要做兩方面的思考。首先，確實存在一個現象，就是整個中國書法領域里的這個文化品位可能是不夠高的，所以真正明白的人，有學術之心的人大家都在補課，在不斷地學習，要加強學問，這個肯定是對的。其次，至于它是第幾等，第幾層，是大道小道，可以不必介意，這是我們今天的看法。

我曾與日、韓的幾個老師在討論，現代書法為什么會呈現這樣一種衰落的趨勢。明清調二戰以后在日本興起，它代表了一個領先的藝術觀念、潮流，從明清調發展到日本的現代書道、前衛書道是必然的。關于明清調與中日兩國的關系，中國是暗線，日本是明線。因為日本明確提出了明清調這個概念，而中國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從沈曾植到潘天壽、沙孟海、來楚生等，這些前輩大家們行其之實但沒有提出這個名目，進而到我們中國美院提出的“書非書”。現在日、韓沒有提出更好的、更高的藝術主張、藝術觀念，所以會感到衰落。沒有傳統的聲音那么強大，所以整個書壇的態勢表現為要回歸，要去補課，要去學傳統。而前面的這些人，比如井上有一、手島右卿，他們走得太快，當時人家還在罵他們，等他們去世十幾二十年，現在開始熱，跟回歸傳統似乎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反差。“書非書”是一個目前來講最為領先的一個藝術觀念，但是還有人不理解。以日本為例，如果再給他三十年發展，提出了一個更好的更新的藝術觀念，或者說有更多的像“書非書”這樣的藝術觀點提出來的話，那么書法就不是現在這個情況。所以強調文化修養，這是沒有止境的，需要慢慢去做。

第三，我們不要管他什么末技，或者我們對這個“末技”做一個反思，反思其實就是代表我們質疑它。就像王相墉剛才講的，演員現在紅得不得了，什么搞書法的知名度拎出來都比不上一個演員。這個不是偷換概念，是邏輯推理。詩賦都是小道了，書法、篆刻、蹴鞠等等這些就更加小，就可以任意踐踏，這是一種文化觀念上的殖民主義，肯定是不對的。

所以從問題本身而引發出的反思來講，意義不大，這個觀念大家都知道，它所表達的內涵也很清楚。但這個問題的探討和反思提示我們對中國文化、中國書法的很多問題的思考，不要做這種結論式、判斷式的表述，藝術文化上的東西它不是可以截然的。風格上的差異不代表可以排一二，不像體育比賽，有人喜歡吳昌碩有人喜歡黃牧甫，很難說哪個第一哪個第二，而且也沒有意義。書法是不是末技，大可不必理會，實踐只管做就好。黃道周雖說“作書乃學問中第七八乘事”，但他在書法上取得了很高成就，留下了大量作品。吳昌碩先生表達得很明確，述而不作，不做課題研究，不寫論文，就刻印畫畫，寫石鼓文。齊白石也差不多，最多寫幾句詩表述一下，“我欲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現在寫文章的人總是在引用。我們談風格就談風格，談論風格的優劣，這是可以的。

（作者：張愛國   系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