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晚9點,全國政協“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專題調研組駐地的會議室依然燈火通明,調研組成員們圍繞白天調研的情況以及座談會上未言盡的內容仍在熱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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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調研開始的第一天起,每天晚上加開一個“碰頭會”已經成為調研組的慣例。委員們發言的長短不限,內容很廣,互相插話爭論。看似漫談,但碰撞出來的往往都是有高度、有深度的思想共識。

“這兩天去合肥和銅陵的中小學調研,發現很多老師已經不寫板書了,都是用PPT來演示,每一頁PPT的信息量都很大,擔心孩子不能完全消化,而且由于沒有了板書環節,孩子們也失去了在老師書寫時進行的思考過程。雖然我們要解決的是中小學生的課外負擔重問題,但校內教學如果能遵循孩子的成長規律和教育的規律,提質減量,也是減輕學生課外負擔重的有效辦法。”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說。

“這個現象反映出的是人才培養方式的問題。就是我們到底應該用大運動量、多題型來提高學習成績還是應該注重給學生們講解知識的生發過程和其背后的邏輯。很多課外培訓機構選擇的都是第一種方式,但多年的教學經驗告訴我,第一種方式在短時間內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確實有效,但對孩子的成長不利;從長遠來看,第二種方式才是培養學生學習能力和學習習慣的科學方法。”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表示。

“正是因為現在的校外培訓機構幾乎采用的都是第一種方式,而又有太多的孩子參加了校外機構的培訓,導致孩子們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學習興趣都遭到了嚴重破壞,在上了大學以后就認為自己完成任務了,幾乎不學習,狀態令人十分擔憂。”顧祥林委員是同濟大學的副校長,對于過重的課外負擔對孩子們成長的后續影響最有發言權。

“哪里只是學習能力和學習興趣的問題,負擔和壓力對孩子們的心理也產生了負面影響,我們專門建了心理咨詢室,為一些學生做心理疏導。”全國政協委員、安徽大學校長匡光力補充道。

從表面上看,減負的主體只是中小學生,但其實,減負關系到祖國未來的發展。若干年后,今天的中小學生將是國家建設和發展的中堅力量,如果他們的創造力被剝奪和破壞,不減負的后果和代價就太過沉重。委員們將“減負”放在了一個更高的格局來看待,其重要意義也就變得顯而易見。

“之前我們一直在說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治‘標’和治‘本’的問題,我覺得就‘本’來說,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高考制度的改革。不是說應該把高考制度改了,而是說要對其中的一些制度設計進行改革。比如單純按分數錄取,這是中小學生的家長爭先恐后地將孩子送去校外培訓機構的主要原因。”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內蒙古區委主委、包頭市副市長白清元的一段話把交流引向了更深層次。

“沒錯。我建議不要按分數一比一錄取,而是先把分數設置在招收人數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位置上,這些人里面,根據綜合素質,根據各自的特長,由各專業選拔,給教授選拔權,改變目前唯分數論的人才選拔方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大學副校長汪小帆表示,雖然有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試點嘗試,但比例太小、步子太慢,希望可以盡快全面推行。

“還有高考的出題方式問題。如果考試的題都是靠死記硬背或者大量刷題就能完成的題目,那課外培訓機構就還是會有需求市場,中小學生的課外負擔就還是減不下來,只有考試的題目偏向素質教育,才能有效改變這一局面。”調研組組長、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原部長袁貴仁說道。

全國政協常委、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教育廳廳長李和平想到的是打通人才上升渠道的問題。“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是分層的,現在一方面是技工人才缺口嚴重,另一方面是千軍萬馬擠高考的獨木橋,為什們?就是因為學生在進入中職以后就沒有上升的渠道了,只能去做藍領工人,這是很多家長接受不了的。”

“我建議讓學生們接受完完整的國民教育再分流,即大家初中畢業后都讀高中,之后再考高職或者讀大學,同時應建設應用型大學,為培養我國的工匠型人才做儲備。這樣能夠疏解中考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學生們的課外負擔。”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兼開放教育學院院長戴立益表示。

時間一分一秒地滑過,委員們交流的熱情卻絲毫沒有減弱。以“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為小切口,做好持續推動教育體制改革這篇大文章,委員們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