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建筑工、車工、油漆工、快遞員、電焊工、綠化工……”在一部由北京工友之家、皮村文學小組聯合言值視頻共同制作的短視頻系列紀錄片里，一名名最普通的勞動者對著鏡頭，朗誦自己原創的詩歌，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這些工友們大多生活在北京的皮村附近。

“皮村”——位于北京東北五環外，臨近機場高速。跟別的村子相比，它有些特殊，這里有“北京工友之家”公益組織的存在，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皮村文學小組。去年，皮村文學小組成員———在北京打工的家政工范雨素，憑著一篇《我是范雨素》的文章火爆網絡，引發了全社會關注。在皮村近3萬的常住人口中，并非人人都是“范雨素”，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自己的詩人和歌手。

他們寫下的詩歌，雖然技法簡單卻飽含力量，讓更多人看到了這群來自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心中的情感和渴望。過去，他們用雙手、血汗和智慧蓋起高樓大廈，建起大街橋梁；今天，他們同樣創造著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勞動、學習、寫作，還要唱出屬于自己的歌。

用詩歌抒發自己

我是一名洗車工

冰涼的水泡傷了我的雙腳

酷暑嚴寒挑戰著我的體格

夏天一身水

冬天一身冰

日復一日

我依舊勞動著

挑蠟噴水打沫

沖洗擦干

雖然勞累

心里卻樂開了花

因為經過我清洗的汽車

煥然一新

行駛成首都北京一道亮麗的景色

                                       ——《洗車工》王春玉

5月的一個周末，晚上7點半，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來自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李修建老師，正在給忙碌了一天的農民工工友們講述魏晉風度與《世說新語》。這間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被幾個書架和桌椅塞得滿滿當當，十幾名工友圍坐在屋子中間的會議桌四周，聚精會神地盯著李修建老師，個個屏氣凝神，仿佛是怕一不小心就會漏掉老師的哪一句話。大家從或遠或近的地方趕來聽課，其中便有早已名聲在外的范雨素，她是不少工友文學小組成員心目中“看過很多書，寫作也很厲害”的人物。

皮村——這個位于北京東北五環與六環之間的城中村，多年來已經成為中國落腳城市的象征之一。一年前，因家政女工范雨素在網絡世界的爆紅又火了一把。皮村的工友文學小組已經在工友之家對面的雜院里堅持了4年，十幾個工友，每周日從各自打工的地方趕來，在簡陋的辦公室里閱讀、交流。

工友之家是一家非營利性社會公共服務機構，2002年，三位文藝青年孫恒、許多、王德志立志于服務農民工，組建了“打工青年藝術團”，同年經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正式注冊，成立了非營利性社會公共服務機構———“工友之家”，集結了一批音樂人、社會工作者、志愿者，致力于打工者群體的權益維護及生活狀況的改善。2014年，工友之家成立了文學小組，一群工友每周日下班后，會去工友之家參加文學講座，通過寫作來表達對生活、情感和對世界的思考。此外，還有首都各高校的教授專家們自愿前來講授文學寫作課，與工友們深入交流。范雨素的成名是意外，皮村的喧囂也是意外，用文字表達自己，用詩歌抒發自己，才是文學小組工友們辛苦勞動后的日常。

一名遲到的工友引起了記者的注意，他黝黑粗壯的身材，極其認真地拿出筆記本，小學生般凝神聽講。他是洗車工王春玉，文學小組成立之初，他便是這里的學員。王春玉告訴記者，他住在十里開外的地方，幾乎每周都堅持來聽課。以前步行得一小時，現在騎自行車過來，雷打不動，風雨無阻。

王春玉的母親，是村里的晉劇演員，沒有多少文化，卻記得許多戲詞。從小耳濡目染，王春玉喜好上了文學。上世紀80年代，王春玉初中畢業后回村務農，他寫的兩首詩曾經上了縣里的報紙，還領了7塊錢的稿費，這件事讓村民們對他刮目相看，也讓他暗自開心了好些天。如今他雖孤身一人在北京，但他“不想把文化丟了”。

被叫去錄制《勞動者的詩與歌》視頻時，王春玉心里緊張，說話也有點磕巴，錄了好幾遍。但最后視頻剪輯好后，他發現在片頭里他是第一個出鏡的。

他在自己創作的《洗車工》一詩中寫道：“我是一名洗車工/冰涼的水泡傷了我的雙腳/酷暑嚴寒挑戰著我的體格/夏天一身水/冬天一身冰/日復一日/我依舊勞動著/挑蠟噴水打沫/沖洗擦干/雖然勞累/心里卻樂開了花/因為經過我清洗的汽車/煥然一新/行駛成首都北京一道亮麗的景色。”

“工友們知道您寫詩嗎？他們怎么看？”面對記者的問題，王春玉露出憨笑：“這個他們不知道，我也不想讓別人知道。要低調，謙虛嘛！”對于自己在文學方面的才能，王春玉還是頗有些自豪的。

寫不盡的生活

城里的牛郎

心里頭老是這么想

來了就好好干

掙了一點錢

就租一間房

房子小點沒關系

把鄉下的老父親接過來

把小兒子接過來

把隔在城市那邊的織女娘子也接過來

牛郎織女在城里頭全家團圓

                        ——《逃跑的牛郎》徐良園

今年52歲的徐良園，來自湖北省孝感市大悟縣，在北京做瓦工。在他寫的詩里，把自己和妻子比作牛郎織女，出門打工這些年，與家人聚少離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家團聚。

從1994年南下廣東開始打工，2003年，他的愛人在老家生病，為了掙錢給妻子看病，他來到天津工地打工，又輾轉到了北京。碰到過黑工頭進過黑工廠，曾經因為沒有暫住證被拘進派出所，一次次上門討薪無果，還險些被包工頭用磚頭砸，自己的人生遭際和工友們的酸甜苦辣，都被他寫進了詩歌里。許多年里，寫詩成了徐良園“生活中唯一比較高興的事情”。

“干活工地不輕松，一有鈔票都花空。月上柳梢去約會，花容月貌隱無蹤。”這首看似打油詩的詩歌，寫的是一位叫做王朋的工友。徐良園笑著跟記者解釋，當年在工地上干活時，大家收入微薄，但這個王朋花錢大手大腳，沒有攢下來多少錢。別人介紹他去相親，跑到約好的地點，姑娘卻不見蹤影了。王朋有門手藝，會理發，他琢磨著周末靠這個掙點花銷。于是自己用紙殼做了一個招牌，寫著“浪漫理發”，大搖大擺地上街擺攤理發去了。結果來了個顧客，正理到一半，城管就來了。王朋抄起工具就跑，招牌也掉了，顧客也走了。這個故事被工友們傳為笑柄。

越是出力流汗兩手不閑的時候，靈感越發強烈，顧不上的時候就匆忙地記在煙殼紙上。2014年下半年，徐良園慕名來到皮村工友之家，參加文學小組的學習。

在老徐看來，許多人從小愛好文學、詩歌，喜歡唱歌、跳舞，但是因為不上學，外出打工，這件事就放下了。當工友之家提供了這樣一個場地、這樣一個小組的時候，他們就會重新拾起曾經的愛好和夢想。他們從未想過依靠寫作生存，更不求成名，日子總還是一樣地過。

“總得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需求嘛！”31歲的小海這樣告訴記者。

來自河南農村的小海，初中輟學，15歲便南下廣東打工。一路從深圳到東莞，再從長三角到北京，服裝廠、電子廠，換了七八個工廠后，這一晃十五六年就過去了。

剛剛出去的時候年紀小，對一切都有新鮮感，那首《我的兄弟姐妹》，就是小海剛剛出去打工時寫下的詩歌。但隨著日子漫長，小海覺得痛苦多了起來，“不只是每天十幾個小時勞作對體力的消耗，更折磨人的是精神上的空虛”。

小海說，他無時無刻不想去改變，去找到所謂的“正道”，過一種新的生活，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因為太難改變了。對他而言，幸運的是遇到了詩歌，從此靈魂找到了一個出口，“讓我感覺到了真誠的靈魂怎么樣對待真誠的自己，對待真誠的生命。”

這些年，小海一直在寫詩。小海不是他的真名，因為崇拜詩人海子，他給自己取了這么個筆名。

小海目前的工作是工友之家創辦同心互惠公益商店的店員。工資不高，但精神狀態明顯所有改觀。店里的衣服來自于社會捐贈，從夏天的短褲T恤到冬天的羽絨棉服，標價在5元到20元不等，有的吊牌都沒有拆。來店里的顧客大多是附近的農民工，左挑右選，往往都能有所收獲，開心地離去。小海也經常被他們的喜悅情緒感染。

小海平時住在店里，為了省錢，每天自己做飯。店里有個小小的圖書室，工友們可以在這里聚會聊天。小海的詩歌創作不再孤獨，文學小組還給小海印了詩集，厚厚的幾百頁，里邊收錄了他十幾年來寫的舊體詩詞和現代詩。詩集取名《工廠的嚎叫》，紀念這些年來他在流水線上的青春。

如今的小海，雖然物質并不寬裕，但精神生活很富足。與老師和工友們的交流，開闊了他的眼界，也讓他備感心靈的愉悅。店里有一間小小的圖書室，附近的農民工孩子們放學后，會結伴來這里看書。小海想起自己的童年，渴望知識卻沒有太多條件買書看書，這些孩子們讓他覺得欣慰。

“以前總是活在不切實際的幻想中。通過在這里跟老師們和工友們交流，才知道真實的社會和生活是什么樣子。”小海說，雖然“開竅”有點晚，如今終于覺得腳踏實地了。他仍然保持著寫詩的習慣，但他如今最大的夢想是“結婚生子，好好生活”。

給他們提供空間和舞臺

打工、打工、最光榮！嘿！

打工、打工、最光榮！嘿！

高樓大廈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

臟苦累活兒是我們來干，堂堂正正做人——憑力氣來吃飯！

打工、打工、最光榮！嘿！

打工、打工、最光榮！嘿！

我們是新時代的勞動者，我們是新天地的開拓者；

手挽起手來肩并著肩，頂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

                    ——《打工打工最光榮》孫恒

“我想把他們的心聲編成歌唱出來，希望社會上更多人能看到工人的貢獻。”孫恒原本是一個音樂教師，1998年，他背著吉他來到了北京。在追尋音樂夢的過程中，接觸到許多社會底層的打工者，從此，他的音樂中有了他們的吶喊。

孫恒不明白，為什么大家從農村來到城市，用雙手、智慧、血汗，蓋起了一座座高樓大廈，建起了大街橋梁，卻被很多人瞧不起，總是說這些外地人臟亂差，素質低。那時他也開始去思考，所謂的這些文明的詞語，究竟代表著什么含義，“比如說素質，你學到了很多知識，你是專家學者，你就素質高嗎，作為一個建筑工人，蓋一座高樓需要的技術，難道那不是素質嗎？”

許多原本是一個愛好搖滾樂的青年，這些年他寫下了不少打工歌曲。他在為工人寫的第一首歌《打工號子》中這樣寫道：“我們進城來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誰也不比誰高貴，我們唱自己的歌。”每次去工地上演出，不少工友聽得淚流滿面，因為他們這輩子都沒聽過這樣的歌。

社會學博士呂途是北京工友之家機構的一名研究人員，長期關注農民工群體的生活狀況。“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工廠文化？”“徘徊在城鄉之間的新工人，前途命運何去何從，精神家園何處安放？”……一直以來，這些問題一直困惑著呂途。在她看來，不少工友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狀況是消極的，要改變這種消極的面貌，一方面可以通過教育培訓、創業輔導等方式，讓他們擁有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另一方面，精神的寄托也很重要。“他們的寫作技法算不上成熟，跟專業作家有著很大差距，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真正沒有任何功利心在書寫自己心靈的人。寫作，就是他們靈魂的出口。”呂途說。

孫恒和許多的故事，連同工友們的故事，都被收進了短視頻紀錄片《勞動者的詩與歌》里，節目總導演董大陸告訴記者，這些人的故事深深打動了他，破除了對打工者的刻板印象，比如一個日洗200輛車，一輛車只有區區五毛錢收入的工人，竟可以堅持每周步行一個多小時來此學習詩歌創作，他的詩里沒有抱怨，而是對通過自己的辛勤汗水為扮靚北京獻上一份力感到自豪。“我便下定決心，要用視頻紀錄片的形式，記錄他們，讓更多像我這樣傲慢愚蠢、功利世俗的城里人去感知勞動者的偉大。”董大陸說，這才有了短視頻中那一個個閃亮的人物。在錄制過程中，大家充滿了喜悅與榮譽感。但由于缺乏鏡頭感，一開始不太順利，磕磕巴巴的表達前言不搭后語。編導不急不躁，先去仔細聆聽工人的講述，輔助他們把內容大意在場寫成講稿，最后大家都找到了舒服、自然的狀態。

在董大陸看來，這些寫作的工友們希望更多社會相關機構能夠關注他們的文學作品，幫助他們進步、提高、出版。他們雖然收入微薄，卻是精神世界的富翁。“目前北京有很多書店、文化活動場所，我們希望這些地方所辦的讀書、文化活動不止針對城里人，也要多給他們提供空間和舞臺。”董大陸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