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口號”，5月6日，中共在香港主辦的《華商報》發表《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通電全國與中共籌開新政協會議》，代表民盟簽名的是沈鈞儒、章伯鈞，而不是民盟中央主席張瀾。8月1日，毛澤東復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電文中所列的12位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也沒有張瀾的名字。

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是民主黨派歷史的重要界標，如果僅據這兩份文獻來回顧“五一口號”的歷史場景就不免使人存疑：此時的民盟中央主席張瀾為什么沒有出面呢？

被稱為“非法團體”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適時制定了爭取國內和平、爭取政治民主的方針政策，以誠摯的態度對待重慶談判、政協會議及停戰談判，以和平方式組織和領導了大規模的群眾性民主運動。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消滅中共的初衷不改，只是迫于全國人民反對內戰獨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壓力及內戰準備尚不充分，于是表面上順應民意，確定了政府改組的方案，賦予了公民政治自由，制定了地方自治、普選等基本政治原則，裝出實施憲政的民主姿態，希望以此來安撫各方、爭取民心。民主黨派利用這一時機迅速發展，民盟一躍成為國共之外的第三大政黨。

張瀾領導下的民盟以實現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為目標。雖多次公開表示自己的第三者立場，但其所追求的和平民主與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卻是背道而馳，這就不免招致國民黨的忌恨。之前并未采取嚴厲手段迫害民盟是因為和談還需要民盟從中協調，偽國大亦要民盟裝飾。到了1947年2月底，國民黨勒令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代表團全部撤離國統區。至此，國共關系全面破裂，和談之門徹底關閉。

在國民黨看來，民盟拒不參加偽國大、堅決維護政協決議的種種行為是其繼續獨裁專政的絆腳石，與共產黨無異，再加上民盟在國統區發動的民主運動愈來愈讓國民黨頭疼，這就加劇了其取締民盟的決心。于是，國民黨開始了對民盟有計劃、有步驟的打擊。

1947年4月22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公然否認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5月初，國民黨中央社又扔出“一顆重磅炸彈”，污稱民盟及其他民主團體已為中共所控制，指出：“民盟行動均系循中共意旨……民盟及各民主政團，亦為受中共之命，而準備甘為中共之新的暴亂工具。”對國民黨中央社的污蔑，張瀾致函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張群，詰問其：“民盟何種行動，是‘循中共意旨’，何種行動是‘受中共之命’，‘準備暴亂’云云？竟以莫須有之詞肆意污蔑，乃自行證實一般社會對此文件認為捏造誣陷之猜疑。中央社此種舉動，實已構成犯法行為，應負法律上之責任。”況且若民盟不合法又為何被準許參加政協會議？新的政府既然是以政協決議為標榜，那民盟何來不合法之說。國民黨自知無理未予回應。張瀾與其他民主黨派的強烈抗議使國民黨的陰謀未能得逞，民盟暫時躲過了迫害。

10月1日，民盟被國民黨高層誣指為“中共之附庸”，民盟成員“破壞總動員，參加叛亂，反對政府”。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總支部主任杜斌丞慘遭殺害。張瀾悲憤交加，怒斥國民黨的反動罪行。

23日，國民黨大批特務包圍民盟在南京兩處辦事處，切斷與外界交流，檢查進出人員。

27日，國民政府發言人悍然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第二天，國民黨中央社發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聲明，污蔑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作叛亂宣傳掩護共匪之間諜活動”，“企圖顛覆政府”，故通令“各地治安機關……嚴加取締，以遏亂萌”。

“解散”與“解散無效”

形勢急轉直下，張瀾緊急召集民盟在滬負責人商討對策，決定派黃炎培、葉篤義前往南京會同羅隆基向國民政府交涉，以期挽救危局。

國民黨取締民盟決心已定，毫無回旋可能，縱使黃炎培等人多方奔走交涉也沒能扭轉局勢。國民黨以民盟各地干部生命相威脅，逼迫民盟就范，接受自行公開解散的條件。實際上張瀾早已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之所以簽字同意，“完全是為了國統區全體盟員的身家性命”。

民盟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是解散了，可民盟追求統一、民主的精神沒有散。1947年11月7日，張瀾發表個人聲明：“余迫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體民主同盟盟員，停止政治活動，并宣布民盟總部解散，但我個人對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之信念，及為此而努力之決心，絕不變更。我希望以往之全體盟員，站在忠誠國民之立場，謹守法律范圍，繼續為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而努力，以求達到目的。”號召盟員不要因民盟的解散而放棄一直以來的目標，大家要團結起來，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奮斗。張瀾這樣做無疑會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憎恨和報復，將自己置于更加危險的境地，但他毫不畏懼。

因為目標太大，張瀾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很難離開上海，但這并不能阻礙他堅持斗爭。他與沈鈞儒、黃炎培、羅隆基等商談時局，籌議盟務。經過反復商議，決定派沈鈞儒、章伯鈞赴港與其他民盟中委會合，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調整和充實了中央領導機構，由沈鈞儒、章伯鈞以中央常務委員名義領導全盟工作。張瀾還特別叮囑沈鈞儒道：“沈衡老，現代中國革命幾十年，縱觀這幾十年歷史，深知革命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才有光明的前途，始具勝利之希望。為此，全會召開之日，當明確提出民盟傾向中共一邊的口號。”沈鈞儒到港后即刻著手會議的籌備工作。

遠在上海的張瀾心系會議，沈鈞儒便通過秘密聯絡員函告會議準備情況，張瀾在必要時給予指導。另一方面，張瀾還多方募集經費支持盟員在港的活動。

1948年1月5日，期待已久的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終于召開了，全會認定解散公告無效，決定恢復領導機構，檢討了過去的綱領政策，制定了今后組織工作計劃，提出了新的政治目標和政治路線。會議最重要的一點在于摒棄了中間路線思想，決心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以“革命性的群眾性的組織路線”代替“合法公開”的組織路線。張瀾在得知會議情況后甚感欣慰，對于各項決議表

示完全贊同。

拒做“和談”調解人

1948年5月2日，當香港各民主黨派代表人士在李濟深寓所集會討論“五一口號”時，關起門來召開的南京偽國大閉幕，長衫馬褂總統(蔣介石)和軍裝副總統(李宗仁)在眾叛親離的氣氛中“宣誓”就職。而遭到國民黨軟禁的張瀾也在虹橋療養院與黃炎培、羅隆基、葉篤義商議如何響應“五一口號”。

10天后，沈鈞儒委托盛康年帶來親筆函給張瀾等在滬的民盟中常委，介紹民盟總部對召開新政協的態度。在收到沈鈞儒信函以后，張瀾與黃炎培、羅隆基、史良、葉篤義等幾次聚會，最后致信沈鈞儒、章伯鈞，對民盟總部通電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表示“極感欣慰”，認為這是“國家當前自救唯一途徑”，并“盼中共及民主黨派今后更能以簡單明了之方式加強此種號召”。6月14日，民盟再以黨派名義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

是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三大戰役使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潰不成軍，國民黨的統治陷入全面危機之中。看到此種局面，美國方面為了維護其在華利益，向蔣介石施加壓力，勸其讓位給李宗仁以挽救奄奄一息的國民黨政權。內外交困的蔣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一職，與中共進行“和談”。于是，國民黨人又想到了張瀾，希望他出面充當“和談”的調解人。

此時的張瀾十分清楚蔣介石名為下野，實則退居幕后指揮的把戲，“和談”更是緩兵之計，根本不會有任何實際意義。因此，張瀾不但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的“和談”陰謀，而且斷然拒絕居中調解。

（作者單位：民盟南充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