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紙張之前

在原始社會，人們交換思想、交流經驗，通過口耳相傳，多半靠記憶行事。后來發展到“結繩紀事”，以幫助人類記憶。而繩結過于簡單，不足以表達復雜的事物，于是有了文字畫，可以畫在樹皮、石頭或陶器上。后來文字畫又逐漸演變成文字。19世紀末以來，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中，發掘出不少刻寫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而早在商代就已將文字刻鑄在青銅器上，從西周時期到春秋戰國，常常把一些歷史事件刻鑄在青銅器上。春秋末期，鄭國、晉國還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即所謂“刑鼎”。這種“鐘鼎文”像甲骨上的卜辭一樣，具有很大的史料價值，例如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其銘文都很重要。

除了甲骨、青銅器以外，古人還將文字刻寫在玉、石之上。但甲骨不易多得，而金石笨重費工，都不便于普及和大量使用。針對這種情況，又改用簡牘作為專門的書寫紀事材料。經過整治的長方形竹片叫“簡”，木片叫“牘”。簡牘用漆或墨寫成文字后，再用韋（皮條）或絲編起，叫作“策（或冊）”。簡牘可卷起，便于存放，又價廉易得，因此在很長的時間內成為主要的書寫紀事材料。

隨著桑蠶業和絲織業的發展，至遲從春秋以來，已有用供貴族作衣服的縑帛來作書寫材料了?！赌印分刑岬健皶谥癫?，可見在戰國初年帛書已與簡冊并行于世。

秦、漢以來，科學文化的發展，許多長篇著作相繼出現，帛、簡隨之暴露出了它們的局限性。在簡牘被徹底淘汰后，書畫用縑帛仍能存在下去。但輕軟平滑的縑帛最大的缺點，就是價格太昂貴，只能供少數上層人物享用。

到了漢代人們深切地感到“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因此社會上迫切需要尋找一種廉價易得的替代品，而植物纖維紙的發明，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

中國最早的紙

我們一般認為是東漢蔡倫開啟了造紙的歷程。紙字從“絲”旁，在字源上與絲有關聯。許慎《說文解字》中對其的解釋：紙，絮一苫也。從糸，氏聲?！逗鬂h書》中記載，“紙”之所以是“絲”旁，就是因為最早稱之為紙的是紡織品，就是縑、帛之類，但“縑貴而簡重”，所以蔡倫利用樹皮、麻頭、破漁網等纖維造紙，在元興元年（105年）上報皇帝，說明造紙成功，“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但對此，學界有不同看法。1957年陜西西安東郊灞橋出土了時間更早的西漢紙，經潘吉星先生的檢測分析，灞橋紙的主要原料含大量大麻和少量苧麻，而不是絲質原料，這表明灞橋紙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纖維紙。

當然也有人認為，灞橋紙的纖維肌理還不夠“紙”的比例成分，某種程度上像埃及的紙莎草一樣，只是纖維的堆砌粘合，還達不到紙的標準。

如果灞橋紙還只是孤證的話，那么“金關紙”（1973-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北額濟納河沿岸漢居延遺址的肩水金關故地，發現兩片西漢麻紙）的發掘，就給了蔡倫發明紙的說法以致命的打擊。經化驗其為麻紙，年代上雖比灞橋紙稍晚，但均在西漢。

到了東漢末年，造紙術更有提高，還出現了名紙，“左伯紙”就是其中之一。在二、三世紀時，“左伯紙”與“張芝筆”、“韋誕墨”齊名，為當時的人們、尤其是書法家們喜用。

東漢至三國時期廣泛使用的破布、樹皮、破漁網等漸漸滿足不了需要，在大量使用麻和樹皮的基礎上，又新開發了藤皮等纖維原料，浙江剡溪的藤皮紙此時已名揚天下。

魏晉南北朝：

紙逐漸取代了簡、帛

如果說，紙在漢代還只是作為新型材料剛剛崛起，還未完全取代簡、帛的話，那么這種情況到了晉朝，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從地下出土物可見，西晉時還是簡、紙并用，東晉以后，便幾乎全是用紙了。東晉時期的紙張產量與質量已全面提高，但一些人仍維持舊習慣，重要文件多用竹簡抄寫而不用紙。于是東晉末桓玄發布了一項“以紙代簡”的令稱：“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所以后世的考古發掘中極少發現東晉以后的竹簡。

魏晉南北朝時，除用紙抄錄經史子集、書寫日常公私文件外，由于統治階級所提倡的佛教、道教興起，還有不少人抄寫宗教經典，這也使得社會上紙的耗費量大大增加。隨著造紙術的進步與推廣，我國南北方都建立了官私紙坊。北方以洛陽、長安以及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為中心，主要產麻紙、楮皮紙、桑皮紙；浙江會稽、安徽南部和南京、揚州、廣州等地，成了南方的造紙中心，也主要產麻紙、楮皮紙、桑皮紙。

某種程度上說，晉代能出現像陸機、王羲之、王獻之這樣優秀的書法家，也得益于這一時期紙張的發展與進步。

從晉朝開始，在今浙江省嵊縣南曹娥江上游的剡溪附近，更開創用野生藤皮造紙，一直延續到唐、宋，后來被竹紙所淘汰。我們現在對晉朝藤紙只聞其名，不見其物。

晉代還新增了若干紙的品種，如“側理紙”（或“苔紙”）、桑根紙、蠶繭紙、藤角紙等，為書法繪畫之雅事平添了幾分色彩。相傳王羲之用“蠶繭紙”，又叫“凝霜紙”，形容紙像白霜一樣，又白又細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