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這是1886年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革命意義的評價。對于“術語的革命”在科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后來的科學史學家也予以認同。托馬斯·庫恩就認為，“科學革命”指的就是“某些科學術語發生意義變革的事件” 。

1868年1月，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不久，馬克思提出剩余價值、勞動二重性和工資范疇是《資本論》中三個“嶄新的因素”。這三個“嶄新的因素”是馬克思經濟思想發展的重要標識，是“術語的革命”，彰顯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特征和思想力量。

剩余價值作為這三個“嶄新的因素”的首要范疇，是馬克思實現的政治經濟學革命的主旨所在，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區別于當時其他經濟學流派的根本標志之一。他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章”中首次提出剩余價值范疇。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他從經濟思想史的視角指出，“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純粹地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在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上來考察剩余價值。”《資本論》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闡釋中首先研究剩余價值，在剩余價值一般形式中，利潤、利息、地租這些具體形式還沒有區分開來，還處于融合狀態；《資本論》在對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的闡釋中，又對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以及商業利潤、利息、地租等展開論述。剩余價值范疇是貫穿于《資本論》邏輯的核心范疇。剩余價值范疇的提出，使得馬克思與他之前的經濟學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恩格斯認為，“這里的問題不是在于要簡單地確認一種經濟事實，也不是在于這種事實與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沖突，而是在于這樣一種事實，這種事實必定要使全部經濟學發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資本主義生產的鑰匙交給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人。”這就是剩余價值“術語的革命”的思想力量和理論魅力所在。

勞動二重性之所以成為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樞紐，是因為“對問題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馬克思指出：“進一步考察表明，商品中包含的勞動也具有二重性。這一點首先是由我批判地闡明了的，這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勞動二重性在“術語的革命”上的意義，充分體現為它在《資本論》第一卷商品二因素、勞動力商品、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剩余價值生產形式及其本質、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和實際從屬、工資的本質、資本積累過程和趨勢等理論的理解中起著樞紐作用。同時，勞動二重性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及特征的集中體現，深刻揭示了《資本論》所闡明的經濟關系的社會性和歷史性的本質特征。

與剩余價值和勞動二重性范疇不同，工資作為經濟學術語是馬克思對當時流行于政治經濟學各流派中已有術語的批判性借鑒。馬克思將工資范疇與關于異化勞動、雇傭勞動以及勞動和資本的階級關系的分析聯系在一起；將工資范疇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和創新聯系在一起，以確立工資范疇這一“嶄新的因素”為實現勞動價值論科學革命的標志。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認為：那種把工資看作是“勞動價值和價格”的“用語”的觀點，“是直接地、自發地、作為流行的思維形式再現出來的”，其結果必然“陷入無法解決的混亂和矛盾中，同時為庸俗經濟學在原則上只忠于假象的淺薄性提供了牢固的活動基礎”；而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的觀點，“古典政治經濟學幾乎接觸到事物的真實狀況，但是沒有自覺地把它表述出來。只要古典政治經濟學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馬克思“站在工人的立場上”，第一次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工資的本質，揭示了其背后隱藏的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的性質。馬克思賦予工資范疇“嶄新”的涵義，彰顯了“術語的革命”的思想力量。

剩余價值、勞動二重性和工資作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術語的革命”的顯著標識，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基本立場和根本方法的表達。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術語的革命”的深刻意蘊，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術語的革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發展提供了理論上和方法論上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