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５月１日電題“寫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軍事法規”——新一代共同條令修訂側記

劉濟美、黎云、趙琳

我軍新一代共同條令于５月１日正式施行，在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引起強烈反響。《內務條令》課題組組長馮定漢表示：此次修訂歷時３年，課題組學術準備充分，調研覆蓋全部典型部隊，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提供了堅強的紀法規保障。

２０１５年３月，成立了以軍事科學院為主的共同條令修訂課題組，在３年的修訂過程中，課題組深入學習理解習近平強軍思想，緊跟國防和軍隊改革進程，圍繞習主席和軍委首長關注、改革急用急需、官兵反映強烈的３３個重大現實問題，形成了４９份專題研究成果，并對２３個典型問題進行了試點試驗，采納吸收全軍部隊意見建議１５００多條，數易其稿后，經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黨委審議，形成新一代共同條令。

學術準備充分，調研覆蓋典型部隊

“受領任務后，課題組面對的第一個考驗就是學術準備是否充分。”馮定漢介紹說，“共同條令在學術界素有‘軍中小憲法’之稱，足以體現共同條令在軍事法中的地位與價值。”

在廣泛收集資料的過程中，課題組對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國家公共檔案館以及各大院校的圖書館進行了充分的檢索與咨詢。

“我們不僅找到了黨的歷代領導人關于共同條令的重要論述、歷代條令修訂過程中的修改說明，甚至包括早期領導人的手寫批示。”《紀律條令》課題組組長聶文新介紹說，“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充分體現了歷代軍隊領導對共同條令的重視與關心。”

課題組還收集整理了我國古代軍事管理相關古籍資料。關于“內務”稱謂的最早使用，有些專家認為是我軍參考借鑒蘇聯的《內務條令》，但實際上，早在１９０６年（光緒三十二年），清政府發布了《軍隊內務條例》，這是我國軍隊近代以來第一本內務條令，也是第一次使用“內務”一詞。

“《紀律條令》是共同條令中頒布最早的一部，也是修訂次數最多的一部。”聶文新介紹說，“遺憾的是１９３０年我軍頒布的第一部《紀律條令》原本與影印本都遺失在戰火之中。”在此次修訂中，課題組還對具有代表性的外軍法律法規進行了充分的研究。

調研活動覆蓋了全軍各類典型部隊，尤其是針對軍改之后的新需求，課題組又專門組織大型綜合調研，充分聽取部隊的意見與建議。

“印象最深的是到海防旅進行實地調研，官兵提出了非常具有特點的裝備使用和管理問題。”聶文新介紹說，“課題組運用大數據分析方法對問卷數據進行分析，梳理出近千條共同條令修改意見，形成綜合調研報告，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了我軍新一代共同條令。”

著眼強軍思想，突出備戰打仗

此次新條令的修訂，最重要的一個改點是將習近平強軍思想寫入條令，以軍隊基本法規的形式固化下來，為全面從嚴治軍、加強軍隊正規化建設、統一全軍意志和行動提供了根本指導和基本遵循。

新條令專門增設“聚焦備戰打仗”條目和軍事訓練管理章節，將備戰打仗思想貫穿全篇，很多細節的規范都體現了這一原則。

“作訓服前置，就是備戰打仗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馮定漢說。在上一代條令中，作訓服的位置在禮服和常服之后，在對部隊的調研過程中，部隊官兵強烈反映日常巡邏、訓練、執行任務都要著作訓服，很少有時間穿常服。

“隨著部隊實戰化訓練走向深入，迫切需要將作訓服的地位在新條令中予以體現。”馮定漢介紹說，“雖然此次修訂只是將作訓服的位置前置，但體現的是中國軍隊備戰打仗的意識。”

中國是禮儀之邦，營門衛兵也一直采用掛槍姿勢，槍身在胸前約成４５度，槍口向上。而特種部隊則普遍使用雙手持槍姿勢，與掛槍姿勢的區別在于槍口朝向左下。在對部隊的調研中，戰士們強烈建議營門衛兵在執勤的時候，也應采用雙手持槍姿勢。戰士們對兩種持槍姿勢進行了對比，在處理遇襲特情事件時，雙手持槍姿勢要比掛槍姿勢進入瞄準狀態少４秒。

《隊列條令》課題組組長趙曉冬說：“最終，課題組采納了部隊的建議，規定營門衛兵持自動步槍時，可雙手持槍或者掛槍。雖然只是持槍姿勢的變化，體現的卻是新條令突出備戰打仗的特點。”

適應時代要求，回應官兵呼聲

紀念章是對個人經歷資歷的證明和肯定，體現的是軍人榮譽和人性化關懷。上一代條令規定，授予銅質、銀質、金質國防服役紀念章的服役年限分別為滿１０年、２０年、３５年。按此規定，在士官退役人員中占比最大的中級士官在退役時，就無法獲得銀質紀念章，帶著遺憾離開軍營。

“針對這一需求，新條令將授予標準下調為８年、１６年、３０年，讓更多的士官在退役前能夠獲得國防服役紀念章。”聶文新介紹說，“雖然只是一枚紀念章，但代表的是軍隊對于他們獻身國防的褒揚，體現的是軍隊對官兵的人文關懷。”

類似的官兵呼聲還有非因公外出著軍裝、留營住宿、手機和互聯網使用等等。針對這些與官兵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課題組都予以充分的考慮。

“即使是一個小眾群體的個性化問題，課題組也都進行了研判，能落實到新條令中的都進行了相應的規范。”馮定漢說，“新一代共同條令的制定與頒布，也體現了我軍的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