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教育傳統，師道在不斷的傳承中發展，逐步積累和豐富了中華民族的師者風范要求。重溫師道的含義，繼承和發揚傳統師道，從傳統中汲取營養，讓教師這一職業在今天依然能夠成為學生的榜樣，成為文化傳承的精神使者，具有重要意義。

朋友圈里多為人師者，所以近日好友相見時總會不約而同談起師道的話題。為師之道，本不是個有新意的話題，世人對于韓愈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早已耳熟能詳，但是仔細想來，傳道授業解惑更多是從師者的工作內容來講的，甭管德行高低，一個人只要有個教師資格證在身，似乎就天然有了資格去做這三件事。當然，傳的是什么道，授的是什么業，解的是什么惑，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說到“德”字，《說文》上講“德，升也”，這不禁讓人想到馮友蘭先生把人的不同生命境界所做的四種劃分：第一境是“自然境界”，此境界之人以本能的生物形式存在；第二境是講求實際的“功利境界”，只做對自己有好處的事；第三境是“道德境界”的人，只做符合道義的事；第四境是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這四種境界，簡言之就是生物的人，現實的人，道德的人，宇宙的人，他們由低級向高級漸次而成。說白了，德是什么？它就是人生逐漸脫離低級走向高級的那些臺階，是孟子所說的自“從其小體”而到“從其大體”的過程。

《康熙字典》上是這樣解釋“德”字的：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純懿之稱也。從造字法來看，德的甲骨文寫法，左邊是“彳”（chì），表示“行走”之義；右邊是一只眼睛，眼睛上面有一條直線，表示眼睛要看正；二者相合就是“行得要正，看得要直”之義。到了金文階段，又在右邊的眼睛下加了“一顆心”，也就是說，這時人們又給“德”加了一條標準，即除了“行正、目正”外，還要“心正”，可見人們對“德”字要求越來越高。

事實上，任何一個對“德”有要求的人，都會有一種敬畏之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是因為我們常常要和自己容易放逸散亂的心角力、要和本能和私欲作抗衡，所以君子人格才能成為少數人才所具備的黃金一樣珍貴的東西。

身為人師，每次看到北宋思想家周敦頤的一段話，都會讓人不得不有所思——“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先覺覺后覺，暗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如果一名教師，自己沒有“覺”，沒有“明”，那么師道又如何得以確立呢？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善人的多少，又直接相關于師道是否能夠確立。可以說，“師”就應當是匯集天下之善的化身，直接關乎社會的興衰。這樣的一個因果，這樣的一種使命，又有多少為人師者充分意識到了呢？

《周禮》有言，“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古人有敬拜“天地君親師”的排序，也正因如此，過去的孩子在私塾初次拜見老師的時候才會被要求行“三拜九叩”的大禮，因為“師”本身就已經是“德”的代名詞。一個人的肉體生命是父母給的，而精神生命則是老師給的。一個人想要求道、得道，是需要通過教師的引領的。西漢文學家揚雄在《法言·學行》中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范也”。

有一種觀點認為：作為專業知識技能的掌握和傳承者，有一些只要課講得好，就是一名合格的教師。對此，筆者是不能認同的。即便是極力倡導師道尊嚴的古代社會，人們也深知“經師易得，人師難尋”，畢竟，德行是很難僅僅以外在標準來衡量和判斷的。這也是為什么韓愈會在《師說》中說“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原因。

傳統中國所說的“學”并不僅僅是知識性學習。與此相應，所說的“師”，也并不僅僅是知識上的教師。學、師，重要是在道德、人格高度層面上來說的。用朱熹、王陽明的話講，就是區分“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前者對應知識性學習，后者對應德性。如今，很多人常常將師道尊嚴簡單地理解為社會要尊重教師，但“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告訴我們，并非因為我們是教師，社會就應該無條件地給予尊重，重要的是你的身上有沒有“道”。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講：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如果無“道”，那不過就是一個空殼，甚至是一個惡人，這樣的人有什么資格要求別人尊重他？在古代，學生見到老師，都要執弟子禮，師生關系乃人倫中的一個大項，終生不變。孔子周游列國，眾弟子侍其左右，有的學生甚至追隨了他一生，顏回與他，像兒子對待父親一樣親近和崇敬；古人為父母會守孝三年，子貢卻足足為他守孝6年。然而，如果今天有老師想用這樣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學生，那么首先就應該自問自己的德行如何，是不是一個擔負和傳承“道義”的老師。這種“道”，正是師之道，師之德，師之魂的核心所在。

雅思貝爾斯對于教育所下的浪漫定義早已深入人心，他說教育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既然如此，沒有靈魂或者靈魂丑惡的人，他又如何去喚醒別人的靈魂呢？如此說來，一個教師，怎么能對自己的職業或是這份使命沒有敬畏之心呢？教師的使命是重大的，足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這種敬畏之心，不僅是對職業的敬畏，對責任的敬畏，更是對生命的敬畏。

作為教師，我們應該常常有一種緊迫感：在當下這個知識爆炸的年代里，我們要用什么保持自己可以不斷授業解惑的能力？更應該時時自問自省，自己是否做到了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又如何才能不辜負學生的信賴，在上下求索宇宙大道和生命的終極意義上可以引領自己的學生？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韓愈在《通解》中說“以一身立教，而為師于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存于天地之間，雖世事變遷，教育之魂卻乃永恒。每一個為人師者，都應該捫心自問——“德行”在我的心靈天平上稱重幾何？對于這兩個字，我們又真的生起了應有的敬畏之心否？總之，中國傳統師道是人類文明的一份寶貴遺產，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通過創造性轉換，融入當代師道修養之中，對于當代師道培養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