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審員”作為保險消費者，在調解理賠爭議并投票表決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對消費者一方有更多的體諒和理解，但他們和具體案例中的投保者沒有利益關系，同時由于基數龐大，不容易受到外在利益因素的干擾，因此能夠保持第三方的獨立性。

針對長期以來困擾保險消費者的“投保容易理賠難”問題，中國保險業(yè)最近首次啟動“賠審團”調解機制，幾千名保險消費者參與調解了兩起理賠爭議案例。第一起案例中，一名參加螞蟻保險信美“寶貝守護計劃”的家長為7歲女兒投保時未如實告知病情，13天后女孩確診某病，家長據此申請理賠，5000多名參加上述保險計劃的消費者投票表決，76%的“賠審員”選擇了“不予理賠”。

第二起案例與第一起情節(jié)有些類似，但不能認定投保的家長存在故意隱瞞孩子病情的事實，最終9000多名“寶貝守護計劃”消費者投票表決，76%的“賠審員”認為應該賠償。審議結束后，承保方信美相互將10萬元賠償款打入申請人賬戶，該家長理賠順利完成。

這里的“賠審團”與訴訟制度中的“陪審團”有一字之差，從形式上看，前者也多有借鑒后者之處，但兩者在實質上有很大的區(qū)別。第一，陪審團制度中，陪審員作為普通公民參與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審判，主要是“陪”著法官審判，而不是直接取代法官的作用。保險“賠審團”調解機制中，“賠審員”都是參加投保的消費者，他們不是“陪”著保險公司或其他機構對理賠爭議案例進行審查，而是可以通過閱讀病歷、醫(yī)療檢查報告、投保說明書等資料，對是否理賠作出表決。第二，陪審員參與審判的案件，作出的判決具有法律效力；“賠審團”參與調解理賠爭議并做出表決結果，保險消費者和保險公司如果不接受，還有進一步申請救濟和解決的渠道，包括向法院提起訴訟。

專家認為，螞蟻保險平臺探索的這種保險公司和消費者之間理賠爭議的解決機制，讓普通保險消費者有機會參與保險理賠過程，并在投票中、在情與理之間更客觀地尋找恰當的結果，讓消費者獲得更為平等的話語權，有助于更好地平衡保險公司和消費者的利益，糾正保險公司“說了算”的理賠偏向。盡管“賠審員”都是投保的消費者，他們在調解理賠爭議并投票表決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對保險消費者一方有更多的體諒和理解，但他們和具體案例中的投保者沒有利益關系，同時由于基數龐大，不容易受到外在利益因素的干擾，因此能夠保持第三方的獨立性。

從實際情況看，螞蟻保險信美“賠審團”最近進行的兩次表決，否決了第一起案例中消費者的理賠申請，支持了第二起案例中消費者的理賠申請，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賠審團”調解機制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緣起于調解保險理賠爭議的“賠審團”機制，在其他一些領域也可以探索推廣。比如，我國醫(yī)患糾紛調解處理長期處于醫(yī)方相對強勢、患者相對弱勢的格局，從主要由醫(yī)學專業(yè)機構組織的醫(y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到一些地方組建的包括主管部門、醫(yī)療機構、法律人士、基層組織、患者在內的醫(yī)患糾紛第三方調解，都難以從根本上改變上述格局。如果嘗試“賠審團”調解機制，在廣大患者（及家屬）中遴選熱心公益和具有相關專業(yè)知識的“賠審員”，由“賠審員”投票對醫(yī)患糾紛處理作出決定，可以更多地體現對患者一方的體諒和理解，有利于在醫(yī)患糾紛處理中實現公平正義。

當然，與保險理賠爭議一樣，醫(yī)療糾紛處理如果嘗試“賠審團”調解機制，其決定只是代表一個調解的結果，任何一方如果對此不認同，還有進一步申請救濟和解決的渠道，包括申請現有的第三方調解機構進行調解，或者向法院提起訴訟。

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有利于推進司法民主，實現司法公正，相應地，保險理賠爭議、醫(yī)患糾紛、勞動爭議等領域探索“賠審團”調解機制，應當有利于這些領域更好地維護消費者、勞動者的權益，有利于在社會生活諸多領域推進社會民主，實現社會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