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面臨向何處去，存在著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抉擇時，各民主黨派同共產黨走到一起，一道反對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為爭民主、反獨裁奔走呼號、殫精竭慮，甚至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各民主黨派要求以黨派政治會議和聯合政府解決國內民主問題，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中也有一些人仍然存在著某種幻想，試圖在國共兩黨之外走所謂的“中間路線”。在國民黨一貫堅持的內戰、獨裁、賣國的反動方針面前，在其加緊對民主黨派迫害的嚴酷事實面前，由于民主黨派進步力量的努力和斗爭，由于共產黨的幫助，使一些人逐步認識到在人民與反人民、民主與反民主的斗爭中“絕對沒有中立的余地”。他們在與國民黨作斗爭的過程中歷史性地選擇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經受住了血與火的考驗，由受到共產黨的影響朝著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歷史的新畫卷由此展開。

抗戰勝利后的中國，民主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反對國民黨專制，要求實現民主，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逐漸成為各階層有識之士的共識。“不管國民黨或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只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歷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形勢的發展促使一批民主人士認識到應該組織起來，形成集體的力量，為爭取和平民主和維護切身利益而斗爭。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一批新的政黨組織先后宣告成立，完成了當時中國除國共兩黨之外政治勢力的整合。

中國各民主黨派從產生之日起，就是具有階級聯盟性質的政黨。他們在政治上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利益，在成員構成上，不僅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還包括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和愛國華僑；不僅包括從國民黨統治集團分裂出來的反對派，還包括一部分帶有民主色彩的地主買辦階級的代表人物；不僅有革命的知識分子，還有少數共產黨員。因此，當初的民主黨派內部確實有進步、中間、落后的政治分野，不是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民主黨派階級聯盟的性質決定了大多數民主黨派最初的政治綱領既有新民主主義因素，也有舊民主主義因素，而以進步性、民主性為其主導方面。他們最初的政治綱領或多或少帶有某些資產階級民主的色彩，希望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但其主導方面同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綱領的要求大體一致。多數民主黨派自成立之日起，就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積極參加反帝愛國、爭民主反獨裁的斗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同盟者。關于此點，不論是在抗戰勝利之初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所發表的對時局的看法，還是在新成立的民主黨派政治綱領中均有所體現，這也是民主黨派走向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基礎。

抗戰勝利后，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迫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頑固堅持內戰、獨裁、賣國的反動方針，妄圖在抗戰勝利后恢復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全國的統治。而各民主黨派奔走呼吁，反對內戰，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堅持以黨派政治會議和聯合政府解決國內民主問題，以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

1945年8月15日，民盟中央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吁》：“中國民主同盟以及參加同盟的各黨派分子和個人，我們自來的主張是很明確的”，“我們堅決地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們所不贊成的。”“我們現在的口號是民主統一，和平建國。”“我們主張由政府召集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政治會議，解決當前一切緊急和重大問題，包括產生在憲法政府以前的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政府”。

9月26日，昆明各界民主人士在為慶祝勝利及和平建設新中國的通電中指出：“我們要和平建設新中國，民主、團結是絕對不能缺少的”，“我們也確切相信，只有大家努力，一切以人民利益為主，則實現和平、民主、團結，是一定要做到的。”成都文化界發表對時局的呼吁：“堅決反對內戰”，“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領袖的政治會議”。

各民主黨派對時局的主張，與中國共產黨的時局主張基本上一致。這些主張，抓住了時局的關鍵，擊中了國民黨獨裁內戰的要害。為爭取時局好轉，推延內戰爆發，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5年10月1日至12日，中國民主同盟在重慶特園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出席了大會。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的問題，即研究民主建國問題。大會認真研究了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所提出的設想與中國現實之可能，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綱領》《政治報告》《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都是“集體的參加，并且經過全體大會一致通過的”。

《中國民主同盟綱領》（以下簡稱《綱領》）是在1944年9月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草案”的基礎上作了修訂而正式通過的。《綱領》全文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七項四十九條。這是民盟提出的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建國方案。《綱領》主張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民主國家以人民為主人”，“其主權永遠屬于人民全體”，“國家應實行憲政，厲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黨不得處于超法律之地位”。關于國家體制，《綱領》主張：第一，議會制；第二，責任內閣制；第三，司法獨立；第四，地方自治制。這個《綱領》提出的政治制度雖然還不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但卻反映了戰后要求民主、和平、統一的迫切愿望，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一個有力的否定。

大會認為，要“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一定要首先掃除民主的障礙”，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治，徹底清除內戰的危機，改進普遍貧窮匱乏并且已經陷于破產的社會經濟。大會提出：（一）召開政治會議。“召集全國各黨派及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共同舉行圓桌會議，用和平協商的方法，對當前國家的一切問題求得全盤徹底的解決”。（二）建立聯合政府。“聯合政府是中國和平、團結、統一的唯一途徑”，“是實現軍隊國家化，徹底消弭內戰，平息黨爭的唯一樞軸”。（三）召集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必須是代表真正民意的機關，而不是任何黨派包辦操縱的機關”，“必須用人民普選產生的代表以組織國民大會”。

民盟一大通過的文件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件。總起來看，是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國是主張，一是建國理想。民盟的國是主張旗幟鮮明，與中共的主張基本一致，仍然堅持中共提出的以黨派會議和聯合政府作為解決國是的基本途徑，而且提出了更具體的要求和設想。對于國共兩黨間最敏感的軍隊與政權問題，民盟也主張，國家應先民主化，然后軍隊歸民主國家。這表明民盟在抗戰后的建國斗爭中，堅持了與中共親密合作的立場，體現了民盟為爭取和平民主勇敢斗爭的精神。

關于建國理想，民盟對戰后民主化的趨勢和潮流的見解以及要變獨裁專制的舊中國為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主張是正確的。但是民盟依據“英美的政治民主”加“蘇聯的經濟民主”，所構想的“中國型的民主”， 在英美資本主義同蘇聯社會主義兩者之間尋找一條新的路線，僅僅是作為一種理想和愿望提出的，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盡管如此，民盟一大的建國方案在當時尖銳的建國方略的斗爭中仍然有其進步意義。

民盟一大是民盟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它在抗戰勝利后的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在尖銳的建國方略斗爭中，鮮明地打出了“和平建國”、“民主統一”的旗幟，堅決反對國民黨獨裁、內戰、賣國的反動方針。民盟一大以召開黨派會議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抵抗國民黨的“黨治”和“國民大會”，以民主共和國的建國方案，抵抗國民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反映了戰后渴望和平民主的廣大人民的要求，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大政治路線和政策相呼應，得到了各界群眾的積極支持。

《民主建國會政綱》是民建提出的一個具體建國主張。它首先提出了建國的理想和途徑：“建國最高理想，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認定民治實為其中心。必須政治民主，才是貫徹民有，才能實現民享。”為實現上述目標，在政治上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為切實保障人民各種基本權利，“所有侵害人民自由之特殊機構，應即解散。”“為保障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各級議會，行使各級民權”；國家“司法獨立”，“實行文官制度”；國家實行自治制度；為實現和平建設，“全國武力須屬于舉國一致之民主政府”；在外交方面“團結美蘇英法”。

《民主建國會政綱》是一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建國方案。它的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的要求和理想是對國民黨政治獨裁和經濟壟斷的否定，是一個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綱領。

《中國民主促進會對時局的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全面闡述了民進的政治主張，指出戰后的中國“是千載一時的機運”，雖然面臨著內戰獨裁分裂與和平民主統一的兩個命運，但是“只要我們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運，走上我們應走的政治道路”，我們就可以爭取到光明的前途。中國光明前途的唯一途徑，“是消滅國外、國內一切束縛他們自由自主的勢力”。從國外來說，任何國家，尤其是美國要“對中國的進步，給予善意的援助”，并應以此為“對華政策的指導原理”。從國內來說，必須先實行民主然后實現統一，“統一而不以民主為前提，決無法實現。”爭取中國光明的前途最重要的是“加緊我們的步伐，集中我們的力量，爭取民主，實現民主。”

民進的《宣言》根據上述國是意見，提出了具體的主張和措施：我們自主自動地改革政權實現民主；國民黨立即無條件地還政于民；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全國軍隊，各駐現地，聽候調遣；要求友邦從速撤退駐華各軍，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國政府自行擔任；重新制定憲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權力機構，決定公布；宣布前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無效，制定普選方法，限期完成最高權力機構的選舉；戰時機構即行核實裁并；制定適應時代的建國大綱，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

民進在《宣言》中旗幟鮮明提出的這些具有進步意義的時局主張，是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獨裁的否定和打擊。民進成立后，就在上海組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內戰斗爭，成為爭取和平民主斗爭中的一支勁旅。

九三學社成立時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張》共八條：“一，促進民主政治之實現，爭取人民之基本自由。二，從政治的民主化，謀軍隊的國家化，反對屬于黨派或私人的武力，根絕內戰。三，肅清貪污，反對官僚政治。四，從速完成國家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改善農民生活及農村佃租關系。五，建立以民生為主的經濟制度，反對官僚買辦資本及一切為私人或派系謀利益的經濟關系。六，學術思想之絕對自由，獎勵科學研究，拒絕黨化教育及思想統治。七，積極的普及國民教育，掃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準，反對迷信與復古運動。八，加強同盟國家之團結與合作，促進世界和平。”

九三學社的這些政治主張具有積極進步意義，成為他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綱領。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指出，民革“當前緊迫的革命任務，為推翻反對民主、破壞和平、媚外賣國的蔣介石之反動獨裁統治”。當今的革命任務是“倒蔣與反帝之不可分”。指出：“三民主義之理論，仍為今日中國革命之正確指導理論，中國國民黨仍為中國革命之領導政黨，三大政策仍為實現三民主義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行動綱領》規定了最高理想、行動準則及革命任務，“本會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為最高理想；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之獨立、民主與和平”；“反對美國反動派干涉中國內政，助長中國內戰之政策”；“實行普選制度”；“由普選產生人民代表，組成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民革上述主張是一個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堅持了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又結合新的斗爭形勢給以新的發展，與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是基本一致的。關于“中國國民黨仍為中國革命之領導政黨”的提法，與形勢發展不相適應，在起草時“曾引起思想上一陣混亂”，考慮到“民革當時所號召的對象是國民黨人士，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力量對比及他們的思想認識水平不能提出他們難以接受的要求，否則會事與愿違。”“以后隨著革命的發展，通過實際教育，這個問題逐步得到正確的解決。”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規定：“設立民主聯合政府，建立獨立、和平、民主、富強與康樂的新中國。”“實行普選”，“司法獨立，不受行政軍事之干涉。撤銷政治警察，經濟警察，秘密警察，及一切特務組織。”“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確立獨立自主之外交。”《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籌務會時局口號》提出：“打倒獨裁專政，實行人民民主制度！”“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自治，反賣國！”“臺灣人民團結起來，爭取臺灣自治！”“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等。

這些政治要求和主張代表了臺灣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一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綱領。

從民主黨派的政治主張來看，在反對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為和平、民主而奮斗方面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廣泛的一致性，這也是民主黨派鮮明的進步性。也正因此，各民主黨派才有可能在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實踐過程中，走過一條從愛國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由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道路。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