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快遞外賣的秩序整治力度，嚴查嚴管配送員闖紅燈、逆行、占用機動車道等嚴重交通違法行為；對負有交通事故責任、多次嚴重違法的，納入失信記錄，督促企業落實清退和禁入措施。加強源頭管理，對企業新增配送電動自行車，要督促使用符合國家標準的車輛。”3月26日，公安部交管局會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召開全國公安交管部門視頻會，對快遞外賣行業電動自行車的交通管理提出明確要求。

騎電動車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外賣小哥，已成交通事故高發人群。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作過統計：2017年上半年，涉及上海市送餐外賣行業的傷亡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平均2.5天約1名配送員傷亡，騎手的交通違法行為被認為是主要原因。這一結論和我們的觀感大體相似。平時在街頭上，總能看到幾個加塞、闖紅燈、超速行駛的，部分在駕駛過程中還存在看手機、接電話等分心駕駛行為，令人不勝其擾。但另一方面，沒有人主觀上就是想違章的，或者不愛惜自己的生命。騎手拿生命送外賣，是因為很少有人愿意超時等外賣，平臺也普遍使用按單計酬的考核機制，甚至還有“配送不許超時，否則罰款”“不許出現差評，否則罰款”等規定。在某種角度上，我們現在享受的某些便利，是以代價換來的。

嚴查嚴管配送員是符合法律規定的需要，是實現道路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途徑，但如何讓配送員“慢”下來，卻是一個綜合課題，僅靠交通治理是不夠的。道理很簡單，外賣是個高度競爭行業，門檻比較低，流動性很大，從業者基本上是新生代農民工，沒有職業認同感，交通失信后“全行業禁入”，對他們來說未必是合理的動力驅使。而對平臺來說，正處于“供過于求”的人力資源市場，似乎也沒“慢”下來的動力，這指向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狀況——《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2016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8171萬人，外出農民工16934萬人，占全國流動性人口約70%，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9.7%。他們很大一部分都在城市中成長，基本不懂農業生產，也不愿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從事重體力勞動，送外賣、送快遞就成了他們主要的去向。

許多人說，平臺“唯快是圖”的激勵機制，將平臺本應承擔的責任轉嫁成為社會風險，有失信失責之嫌，為了盈利只顧惠及客戶而忽視配送員的權益，有失德失譽之憂。我認為，這種看法大體上是妥帖的，但只靠道德譴責未必是好的解決辦法，甚至許多看似針對平臺的對策和建議，最后都有可能轉嫁到員工身上去，最典型的就是改變考核制度，給員工買強制工傷保險，結果必然是配送員每單的獎勵減少，綜合收入縮水。這種風險轉嫁的情況，根本上是商家、消費者、配送員這三者的供需邏輯決定的，商家和顧客是有限的，很難去得罪，而配送員是廉價勞動力，體量巨大。需要看到，現在很多互聯網平臺持續繁榮，巨大的勞動人口紅利都是基礎，但這不可能是長久之計，今天，隨著鄉村經濟發展，權利意識增強，勞動力在逐漸完成轉型升級，近5年來，外出農民工增速繼續回落，跨省流動農民工繼續減少，這種趨勢意味著，將來企業想招到“便宜好用”的人已經不再那么容易，它們必須學著去尊重勞動力，加強人們的職業認同感。

在我看來，配送員“慢”不下來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群體的生存問題，需要時間去解決。但就現實而言，生存狀況并不足以構成交通違法的理由，該處理的還是要堅決處理，而對于我們消費者來說，可以做的是多一份理解，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外賣小哥的不容易，關愛配送員的社會風氣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