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企業家精神”，我們想到了俞敏洪。作為中國中堅一代民營企業家的代表，從1993年創辦新東方學校，到2006年帶領新東方在美交所上市，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家上市的培訓教育企業。25年間，俞敏洪在不斷突破自我、應對科技帶給傳統教育方式的變革和挑戰。正是因為有創新精神和無畏之心，新東方才能由最初只有幾十名教師的培訓學校發展到今天有4萬名教師，提供全科教學內容的教育培訓企業。

同時，在俞敏洪身上，我們還看到一種家國情懷。把自己寫書的50余萬稿費捐給感恩公益基金，用于鄉村小學“一校一夢想”建設；與民盟中央合作開展“燭光行動之新東方教師社會責任行”、先后捐資1億元支持團中央“尋訪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公益行動；與行業伙伴“好未來”聯手捐獻1億元成立情系遠山公益基金，計劃把優質教育資源通過現代科技手段輸送到中國農村和邊遠地區，讓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

聽俞敏洪講他對企業家精神的理解和他作為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的“老友記”故事，對于“企業家精神”，我們頓然有了生動的案例腳本。

這種精神，對于今天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各領域如何啃硬骨頭、涉險灘，都有借鑒意義。

改革開放40年

是給中國企業家加分的40年

記者：您曾說過，在中國人群當中，您最佩服的是企業家這個群體。這個群體為什么讓您佩服？企業家精神在您心中的概念是什么？有哪些關鍵詞？

俞敏洪：中國改革開放走過40年，可以說沒有中國企業家、商人這個群體，就沒有現在的經濟繁榮。所以盡管中國老百姓有的時候對于貧富懸殊有一些抱怨，但是這也是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必經之路。除了官商勾結應該被打擊以外，我認為大量的企業商人富有富的理由。因為他們更加勤奮、更加努力、也更加能抓住商機。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企業家不光是一群更勤奮的人，還是一群很聰明的人，因為只有聰明的人，才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商機。此外，企業家也是中國國民群體跟現代科技結合最密切的一批人，因為任何科技的發展，都會被企業家借用過去，并且運用到商業模式和商業發展中去。我倒一直不認為我自己是個企業家，但是我一直認為企業家確實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我一直認為，沒有企業家的中國，將是一個乏味和貧窮的中國；沒有不同個性的企業家的中國，將是商場上一潭死水的中國；沒有不同商業模式和激烈競爭的商業世界，將沒有今天熱火朝天的中國活力。企業的發展和競爭、企業家之間的沖突和合作，是中國社會活力和繁榮的重要源泉，是一把把火種，讓中國社會不斷燃燒和沸騰。

記者：伴隨中國改革開放，中國大地出現的企業家群體、包括其中相當數量的民營企業家，他們的出現和發力，讓中國爆發出前所未有的價值創造，讓中國進入全球最重要的商業大國行列。

俞敏洪：對，在中國歷史中，從來沒有過像改革開放這40年，出現過那么多做生意的人。我們先看中國歷史上，幾個商業興盛的時期。首先是宋朝，宋朝時商人可以全國跑，做生意，商業自由度已經很大了。但是由于中國歷史上慣有的重農抑商的氣氛，所以在宋朝時，盡管做生意的人很多，但多是些小生意人，沒有幾個大商人。

再看中國商業的另一個熱潮期———民國時期，這個時期做生意實際上是以官僚資本為主的，不管是盛宣懷，還是后來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當然這一時期，也有民間大商人，比如榮德生、榮宗敬、張謇等。但是這一時期沒有形成全國人民做生意的氛圍。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這40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民皆商，而且把商人的地位提得很高。從文化意義上來說，這40年是中國社會不斷對企業家進行加分，在文化上進行認可，并且把企業家逐漸當做英雄來看的時代。我覺得這是特別了不起的文化變遷，比歷朝歷代都偉大。

記者：所以，去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會讓您感到興奮或叫欣慰。

俞敏洪：對。這應該是建國以來，首次從國家層面對“企業家精神”為中國經濟和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貢獻給予高度肯定吧。實際上，現在整個社會大環境已經形成了從民間到政府，對于企業發展的尊重，現在很少有人去貶低商人、去貶低企業家了，甚至給企業家唱贊歌的有很多，而且中國老百姓也逐步接受了這些企業家很努力，所以他們比我們更有錢，帶著我們發展，其實也挺好。

記者：在剛才的談話內容里，能隱約感到，“生意人”和“企業家”，在您心中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俞敏洪：我們中國人很喜歡用什么家。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大地上大多數被稱做“企業家”的這部分人，用英文來說，都是businessman就是“做生意的人”。在我看來，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對企業家賦予的內涵來界定的話，我覺得中國大部分“做生意的人”，依然是商人，而不是“企業家”。現代經濟學概念范疇的“企業家”對應的單詞應該是entrepreneurship，是有創新精神的、有開拓精神的，能把產品從零做到大的，不斷突破自己的這樣一種企業人士。只有符合這種創新能力的人，才能歸到企業家這一類的。

沒人做過，所以我要做，這是企業家群體的偉大之處

記者：所以，創新精神、顛覆開拓能力，是您最看重的企業家精神的關鍵詞之一。

俞敏洪：對。這是企業家精神也好，企業家能力也罷，很重要的一點。只有具有創新突破能力，才能建立新的商業模式，敏銳地把新技術和高科技與商業對接結合，然后不斷進行突破創新，對于產品不斷變革，甚至革命、顛覆，從而為社會人群、用戶、客戶帶來令人驚喜的體驗產品，就如喬布斯創造了蘋果公司。

當下中國，我們欣喜地看到，像馬化騰領軍的騰訊開發了微信這樣受到了全世界人民歡迎的產品、像馬云領軍的阿里巴巴開創了一種互聯網電商模式、雷軍領軍的小米公司開發了讓老百姓用得起又很好用的智能手機。我覺得在他們身上，都可以看到一種創新精神和突破精神。

判斷一個人算不算“企業家”，我還看重一個指標，就是他是否有理想、有情懷。把“企業家”作為人生追求的這批人，會對自己的人格有很高的要求，那種為了賺錢而去玷污人格或者毀壞他人名聲的事情，他們是堅決不會去做的。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太大的期許，他們明確知道做哪些事情，會傷害對自己未來的期許。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你看到中國有名的企業家都非常愛惜自己的羽毛。不管老一代的張瑞敏、魯冠球、柳傳志，到中間這一代的我們這批人，馬云、馬化騰、李彥宏，實際上都非常愛惜自己的羽毛。

記者：使命感、擔當感、責任感，是有關“企業家精神”，您給出的第二組關鍵詞。

俞敏洪：一個人只有有理想、有情懷，才能對自己有一個較高的定位和期許。這種情懷和期許，不僅單純的是能賺到多少錢，而是必須是一個完整的人，希望自己在人群中間展示出來的時候，是值得別人去學習的榜樣。

從中國老一代企業家身上，這一點我們看得更明顯。他們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意識、憂國憂民，希望用一己的行動力，去承擔一份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他們對于國家政策、整個國家價值體系的認定，包括參與各種扶貧、社會公益活動等，覺得都是義不容辭要做的事情。從這點來看，他們是一群有家國情懷的人，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走得更好，人民能過得更好，社會更加公平，社會各方面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更加到位。

記者：您剛才談到的企業家精神中，創新精神是您最看重的關鍵詞之一。但對于一個人的思維方式也好，管理行事方式也罷，走出“舒適區”挺難的。您如何做到這一點？有沒有經歷痛苦的抉擇？

俞敏洪：這是必然的。比如徐小平、王強是我創業早期的兩位合伙人，他們都有留學背景，了解西方現代企業治理的一些東西。當我邀請他們回國，和我一起做新東方時，他們總是和我說，老俞，新東方要想做大做強，一定要引入現代企業制度，他們特別想把在西方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企業管理方法、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方法，移植到新東方的管理中來。接受他們想法的過程，讓我改變，其實挺痛苦的。畢竟新東方最初按照我的想法，做起來了，他們回來時，新東方正是蒸蒸日上的發展階段。但正是因為我認為他們說的是對的，導致我從一個帶有農民色彩的創業者，變成了愿意跟國際思想接軌的人。盡管接軌本身非常痛苦，因為某種意義上是被外力推動的改變。

又比如新東方上市。我曾經說過，我其實很不愿意，因為我覺得我這樣一個書生，就是喜歡沒事喝杯茶，讀讀書、旅旅游，高興起來請朋友喝酒唱歌，再如果有點時間到草原上騎馬。但是后來我又一想，如果人生中有一次機會讓你去經歷你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并且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給你帶來從頭到腳的改變，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做？最后的答案是肯定的。

記者：您的個人微信公眾號，會定期曬出書單和讀書筆記。從書單中，我發現您是一位蠻有“好奇心”的閱讀者。書籍涉獵的領域特別寬泛。好奇心，對于企業家，是否也是一項重要的群體氣質？通過閱讀，是您尋求這種驅動力的方式嗎？

俞敏洪：好奇心是一種內在的渴望，是對于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的追逐和了解。比如像我這樣一個看似完全跟科技沒有任何緣分的人，本來應該跑到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讀文學或歷史學。但現在我到美國，一定是去洛杉磯、舊金山，去硅谷、斯坦福這樣的地方，去尋找有可能改變世界的各種創業項目。原因很簡單，因為你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奇心，你會被這個時代落下。

談到閱讀，我覺得中國的創業者群體是中國人群中最有好奇心的一幫人。好奇心體現在了大家任何新的書都愿意去讀，不管是劉慈欣的《三體》，還是某種新的商業模式的探索。

我覺得保留好奇心能夠使你面向未來的世界，愿意做出改變，并且去尋求這個世界的奧秘，在這個奧秘中占有你的一席之地，這對于企業家來說，非常的重要。

記者：我觀察企業家群體，發現這個群體身上的“勇者氣”，是有顯著群體標簽的。就如最早提出“創新理論”的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言，企業家是一群做別人沒做過的事，或是以別人沒用過的方式做事的組合的這樣一群人。

俞敏洪：習慣四平八穩做事的人，做不了企業家。因為企業家群體的最大特點就是敢于試錯、敢于實驗、不怕犯錯誤，允許自己丟失某種領地，然后再去爭取新的領地。做企業的過程中，肯定會遇到困難，也就要求企業家必須具有勇氣。這也是為什么不管是長江商學院、中歐商學院等MBA課程班，開課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帶著學員去戈壁灘徒步十天。只有一個人內心產生無畏心理，才會讓他敢于走向未來，突破局限。打破別人所不敢打破的規矩。

作為企業家，你不能等待所有人把事情給你做好以后，你再說這件事情我也可以做。正因為沒人做過，所以才要你做，你才顯得真正的無畏和偉大。

記者：2017年4月《財富》雜志公布的全球500強企業排行榜，中國又有兩家新的企業進入，其中一家是騰訊，有一種觀點，中國民營企業所貢獻的智慧和方案越來越得到世界的認可，中國企業和中國企業家正在從改變中國走向改變世界。這種改變不是因為規模，也不是因為市值，而是為全世界創造全新的價值，而且這個價值與全人類所追求的美好生活一致。

俞敏洪：創新能力，對于企業家來說，不是故意為之，是商業的本性使然。因為作為企業家，你要想把企業做下去，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必須要確保自己所從事的行業能夠始終站在行業的前面，不落后于他人，甚至必須要引領這個時代。

你說到“中國企業家走向改變世界”，也是這個邏輯。作為企業家，一定是站在世界的視野和平臺上去考慮問題，因為如果你只放眼國內，比如說如果李彥宏的人工智能研究僅限于國內的人工智能研究，那怎么能跟世界接軌呢？而且誰都知道，現在的高科技帶來的結果是，誰能引領一項技術，他就是跨越國界的。騰訊微信除了中國人在用，國外的用戶至少也有5千萬到1個億了。我碰到過很多外國人，都在用微信。

談到企業家創新力，我覺得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就是用什么樣的組織結構來確保創新，因為企業在發展的過程，就是組織結構不斷創新改造的過程。為什么有的大公司做著做著，最后就做沒了呢？我認為是兩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是企業的老總（創始人）在創新意識方面、在推動公司的變革方面，前瞻性能力不夠。第二，公司的組織結構沒法保障公司要推進的變革。因為即使一個企業家有意愿變革，但組織結構本身沒法保障這種變革的時候，最終還是會落后于行業。

所以，這樣說來，企業家不僅自己要有創新精神，而且要有一種能力和意識，在企業中間，始終要弘揚一種變革創新的文化。一個社會抑或企業，總是有一些傳統、規范和模式。認識到這些模式的問題，重新組織要素，并成功為社會創造價值，這是企業家能力中很重要的一點。

真正的“企業家”，是有家國情懷的一幫人

記者：去年11月末，新東方前后兩天內，捐出了1億元，用于教育公益事業。一項是和團中央合作做的支持中國貧困大學生的“尋訪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公益項目，一項是與好未來公司聯合發起的“情系遠山”公益基金，兩家教育培訓業巨擘共同探索教育公益新模式，用科技推動中國教育均衡發展。您從什么時候開始，注重作為企業家社會服務這份擔當的？

俞敏洪：任何一個社會，不管多完善，都不可能是政府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拾遺補漏的工作，是要企業家或者是社會上有影響的人來做的。我們企業家聯合起來，拿點錢出來，對環境作點貢獻、對醫療或教育做點貢獻，我覺得從心理上來說，是很愿意去做、覺得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記者：所以，您提出同行業企業間在“友好競爭，精誠合作”時，首先想到可以從公益來做，與其各家用一己之力推動中國教育均衡發展，不如整合在一起，發揮各自優勢，共同做事。

俞敏洪：是的。近兩年，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新東方和好未來都著眼于“用科技推動教育均衡”，如2016年新東方啟動“百縣百校計劃”，通過雙師課堂等互聯網手段，為中國100個貧困縣的100所中學輸入教學內容和師資培訓等優質教育資源。我想，我們兩家企業既然在推進中國教育均衡發展方面有共識，都想到把優質教育資源通過現代科技手段輸送到中國農村和邊遠地區，讓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那么不如發揮各自的優勢聯手發揮1+1大于2的力量，共同為推進中國教育均衡和公平發展做事，我想我們兩家聯手邁出這一步，對整個行業的推動作用都將是巨大的。

記者：您做委員到今年，是第三屆了。我注意到從2008年您做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年開始，提交的提案都是聚焦有關如何讓農村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成長環境和安全等問題的。是因為所從事的行業，讓您對公民平等受教育權和農村教育有一份格外的情懷？

俞敏洪：黨的十九大報告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保證全體人民一個都不落下地過上美好生活，我認為背后最重要的是教育。比起30年前中國教育的整體落后，現在中國教育發展了，但不均衡現象更嚴重了。中國教育未來要解決的比較重大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優質教育資源，而是教育資源應當怎樣惠及每一個擁有教育權利的人。

我覺得不管是身為企業家也好，還是身為政協委員也好，家國情懷，對國家負責，對人民負責，讓國家變得更美好，都是我從心里的愿望，希望盡自己所能去做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