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牛”肆虐致冒牌網約車橫行無阻

上海杭州兩地“馬甲滴滴”亂象調查

近來，《法制日報》記者多次接到乘客投訴，稱自己實際約到的車輛并不是APP上顯示的車輛，并對這種“馬甲網約車”帶來的安全隱患表示擔憂。

那么，這么多的“馬甲網約車”是如何出籠的？他們又是如何突破重重管理壁壘實現“越獄”？“馬甲網約車”的出現給乘客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又會帶來哪些危害？近日，記者選擇了上海、杭州兩地對此前投訴較多的“滴滴”網約車進行了調查。

“馬甲滴滴”頻頻亮相

冒牌網約車多出現在郊區、機場、火車站等區域

記者調查兵分四路，一路選在晚上從浦東機場打車回城，一路選擇在松江大學城內短途打車，一路在上海市區打車暗訪，還有一路則在杭州市區打車暗訪。

晚20點10分，記者在浦東機場點開滴滴APP選擇了專車，輸入地址后，很快顯示有車接單，記者隨即撥打接單的電話，卻無人接聽。幾分鐘后一個陌生電話打了回來，稱自己就是接單司機。在給記者指定了上車地址后，明確告知接單車輛是外地牌照，記者表示拒絕。

隨后記者又連續操作了四次，情況如舊。接單司機皆告知自己的車輛是外地牌照，但整個過程都在滴滴平臺上完成，既不影響收費，也不影響行程。

“這邊晚上基本上就是這么一個情況，你要打上一輛本地車算你運氣。”最后，接記者的是一輛河南牌照的轎車，司機自稱是河南人。

“你們為什么要這么做？”

“上海對專車限制很嚴，要求滬人開滬牌，沒有辦法才打打擦邊球。”這位駕駛員介紹：“我們一般只在晚上出來運營。一方面外牌限行結束了，另一方面執法也松一些。”

“那滴滴對你們不監管嗎？”

“我們就是通過‘黃牛’掛在滴滴平臺下面的。至于他們怎么操作，我們并不清楚，反正交點錢也就搞定了。”

早上8點45分，記者在華東政法大學(松江校區)門口用“滴滴”呼叫到一輛顯示牌照為滬C的快車，大約5分鐘后，一輛皖N開頭的轎車抵達接單。

“是到松江大學城地鐵站吧？再遠就不能去了。”一上車，這位駕駛員就跟記者確認到達地址。

他稱自己是安徽人，在上海做“滴滴司機”已經有兩年多了，專門在松江這一帶跑，一般不進城。

“為什么你的車和平臺顯示的不一樣？”

“滬C是我買的二手車，當年用那個牌照注冊的滴滴，后來覺得車太舊了，就用老家的車出來跑單。”

“你不怕被查嗎？”

“郊區抓的不嚴，而且我們有個群，哪里在查我們都會相互通知。”這位司機回答得頗為坦然。

記者的行程大約5公里，但開到3公里左右，這位司機就終止了行程。

“就收13塊吧，請你多包涵，結束了給我一個五星好評！”

“這樣你不吃虧嗎？”

“也沒虧多少，3公里以內滴滴只收我們每單1元錢，超出部分收的多。”這位司機回答說。

記者在大學城附近轉了一圈，發現每個學校周邊都停了一些外地牌照車輛，記者注意到他們都在用網約平臺派單接活。

在上海市區，記者用滴滴軟件隨機約了15次快車和3次專車，其中有兩次快車實際車牌與滴滴APP顯示車牌不一致。滴滴APP顯示的都為滬A牌，而實際到達卻為“蘇”牌和“陜”牌。

“原來的車子前兩天發生了事故，送去修了，這個是臨時替代用的。”兩個駕駛員幾乎都拿出了同樣的搪塞理由。

“如果投訴的話不是要被處罰嗎？”

“我可以提前給你終止行程，優惠一些可以吧？”

而在杭州市區，記者用滴滴約了3次快車和2次專車，其中1次快車出現牌照不一致情況，滴滴APP顯示為浙A,實際到達車輛為浙G。但非常神奇的是，兩個號碼的后五位字母、數字如出一轍。

暗訪結束后，記者進行了梳理，發現“馬甲滴滴”多出現在郊區、機場、火車站等區域，出行時段一般選擇在早、晚高峰或深夜，在郊區一般選擇短途，在機場、火車站等地接客則喜歡長途。

暗訪“黃牛群”找尋真相

很多私家車主自始至終都不知道，自己的汽車早已被注冊了滴滴賬戶

“滴滴注冊賬戶800元起步，知道為什么漲價嗎？代出車驗證的口子被封，注冊難度加大了……”這則“重要通知”近日出現在某個外牌注冊滴滴賬戶的黃牛群時，立即引起了群友的熱議，畢竟前一天群主的開價才400元，一天之內翻了一番。

此前，記者在一位圈內人士的引導下，加入了這個群。截止記者發稿，這個群里還有111人，此前最多的時候多達幾百人。該群自稱是信譽度最好、能力最強、專門處理網約車各種疑難雜癥的工作群。當然外牌車輛注冊滴滴賬戶是其最主要的一項業務。除此之外，還包括網約車證代考、駕齡不夠代注冊、車輛超齡代注冊、出售搶單軟件等業務。

記者以自己有一輛浙K的轎車想在杭州注冊滴滴為由與群主進行了私聊，這位昵稱為“強哥”的群主顯然對諸多門道非常熟悉。

“費用400元，提供駕駛證、行駛證、身份證的照片，以及人車合影給我，三四天即可開通。”強哥告訴記者，辦理賬戶需要先付款。

“外牌不是辦不了嗎？”

“我這里可以。”

“能不能介紹一下怎么辦？”

“通過后臺人員，直接將浙K改成浙A,其他號碼不變，后臺留的信息都是你的原始信息。”

“如果我的車號在杭州沒有怎么辦？”

“順延一位，至少可以保證后四位一致。”

“我憑什么信任你？”

“我一天都要辦十幾個賬戶，5年老店了，信譽第一。”

記者進一步了解獲悉，“強哥”業務僅局限于注冊快車，因為快車注冊是通過網上申請的，而專車申請需要當場人車驗證。而他的“神通”則靠制假證，也就是按申請者提供的車輛信息，將外地牌改為本地牌制作一本假行駛證，將人車合影中的車牌信息也進行局部修改，然后遞交申請即可。

當然，“強哥”號稱和滴滴后臺“關系很硬，配合默契”的說法，記者便無從查證了。

通過圈內人士，記者還了解到“馬甲滴滴”出籠的另外兩條渠道。河南人張先生開一輛河南牌照的車，他的本地牌滴滴賬戶是向“公司”租的。他告訴記者：“白天原車營運，晚上賬戶就租給我用，我只要用自己的手機登錄他的賬戶就行了，滴滴的錢先打給他，然后他再把屬于我的打給我。”

陳先生是一位神州專車的駕駛員，他告訴記者，有黃牛專門依靠他人竊取的本地車輛信息申請滴滴賬戶，然后賣給一些外地車主使用。他們只要用本地車輛的信息制作假行駛證就可以申請賬戶，很多私家車主自始至終都不知道，自己的車輛早已被注冊了滴滴賬戶。

虛假注冊利大水深

一個虛假注冊滴滴賬戶的黑色產業鏈已經形成

汪先生是一位上班族，前一陣子他把舊車報廢了，買了一輛奧迪A4,便想在空余時間做做網約車業務，于是便通過手機申請滴滴賬戶，然而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他的車牌早已被申請了一個滴滴賬戶。

“我幾乎隔幾天就給滴滴熱線打電話投訴，最后才申訴成功，原號被注銷。前后用時兩個多月！”汪先生說。

“那你找到那個冒用你車牌注冊賬戶的人了嗎？”

“原資料顯示的‘車主’電話我只能看到末幾位，問滴滴，他們也不肯告訴我。”

“那你的車牌到底通過什么樣的渠道被冒用的？”

“不清楚，有可能是行駛證的信息被泄露了吧。”

近日，廣東警方公布了2017年度十大網絡安全案件，其中就有一個案件涉及不法分子注冊虛假滴滴賬戶從事違法行為。警方共抓獲犯罪嫌疑人11名，繳獲被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20余萬條，包括車輛登記信息、車輛照片、車主姓名、車主身份號、車主住址等信息。警方透露，該案涉案的滴滴賬戶多達幾十萬個，涉案金額高達數千萬元。

誠如廣東警方所透露的，虛假注冊滴滴賬戶利益巨大。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強哥”注冊一個滴滴賬戶收費400至800元不等；而車主向黃牛購買一個滴滴賬戶收費則在800至1600元不等。

“現在利用注冊‘滴滴’賬戶賺錢的黃牛很多，水也很深。”陳先生說，網上那些黃牛群有好多是騙人的，注冊不成功也不退錢，直接把你踢出群去。前兩天他在一個群里購買了一個所謂的搶單神器，據說可以在最快時間里搶單成功，也可以隨時隨地搶大單，但事后證明那就是一個搶紅包的提醒軟件，白白損失了1200元錢。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一個虛假注冊滴滴賬戶的黑色產業鏈已經形成。據廣東警方介紹，在這條利益鏈中涉及很多環節，最關鍵的是行業內鬼，他們在取得符合規定的人、車信息后，通過中間商、代理商層層加價倒賣。

在廣東警方破獲的這個案件中，一級中間商以每條信息8至10元的價格向內鬼購買，又以每條15至20元的價格倒賣給二級中間商，二級中間商再以每條20至35元的價格賣給滴滴賬戶虛假注冊人員，這些人將信息加工后，進行虛假注冊，最后根據注冊難度，按200至500元不等的價格出售給外地駕駛員。

放管失衡監管不力

有效調整放管力度，緩解市場供需失衡，才能從根子上解決馬甲亂象

早在上海出臺網約車管理規定之前，記者就曾遭遇過外地牌網約車的維權難題。當時記者把兩箱水果遺忘在了一輛江蘇牌照的滴滴專車上，駕駛員回復，有空給你送過去。但之后再也聯系不到他了。給滴滴客服打電話，得到的回復是滴滴只是信息交互平臺，不承擔追回遺失物的責任。尤其對這些外牌車輛和外籍駕駛員，滴滴表示其制約手段更是缺乏。雖經長達兩個多月的交涉，最終仍然無果……

廣東警方透露，目前滴滴平臺上數以幾十萬計的虛假信息，給乘客造成了極大的安全隱患。警方表示，這種脫離監管的車輛和駕駛員，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一旦出現安全事故或發生犯罪行為，根本無法在第一時間鎖定真正的嫌疑人。

針對網約車的管理，早在一年前，全國各地就已先后出臺本城市的準入規定。比如上海要求滬人開滬牌，杭州規定必須是杭州本地牌照。

然而，從目前施行的情況來看，“馬甲網約車”的出現已經沖開了這些管理壁壘。記者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上海的20次約車暗訪中，有4輛車為外地牌照，有17名駕駛員為外地戶籍。

“就是在這種準入過嚴、供需失衡，再加上平臺失責、監督缺位的背景之下，黃牛虛假注冊網約車賬戶的黑色利益鏈就很容易形成了，這種亂象的出現和存在最終傷害的還是消費者和正規營運者的權益。”華東政法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政法學教授告訴記者，黃牛虛假注冊網約車既利用了平臺的漏洞，又鉆了制度的空子。要堵住平臺漏洞，責在經營者，但對于經營者來講，堵漏并不是一件技術難題，而是是否愿意為之的問題。

“要消滅制度空子，責在管理者。”他說，管理的根本目的是通過進一步規范市場，為消費者、營運者營造一個安全、舒適、便捷、合理和科學的乘車營運環境。但從目前情況來看，網約車的管理尚未與市場需求達到最合理的契合點，具體體現在管理過嚴破壞了供需平衡，一方面消費者的出行成本被大大提高了，特別在高峰時間段，幾倍的加價已經習以為常；另一方面消費者打不到車，即便加價也無車可打。

俗話說，一管就死一放就亂，行政管理部門要掌握好管與放的合理度，才能推動網約車市場的健康發展。

記者注意到，新修訂的《杭州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于今年3月8日起實施，該細則進一步放寬了網約車經營準入條件。

比如，簡化了網約車運輸證辦證手續、放寬了駕駛員從業資格準入條件。但值得注意的是，該細則對駕駛巡游車和網約車的駕駛員實行統一資格管理，既保障了其獨立性和自身權益，又促進了行業競爭與業態融合。

“這應該就是管理制度和市場需求的一種妥協吧，這種放管力度的調整將有效緩解市場供需失衡的問題，也才有可能從根子上解決“馬甲滴滴”的亂象，消費者也才會滿意。”這位教授說。

本報記者 余東明 見習記者 黃浩棟 實習生 黃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