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我國每年新發結核病患者人數有90余萬人，居世界第2位。每年因結核病死亡的患者人數也不容小覷，約有13萬人。

“僅看這兩個數據，就不能對結核病防治掉以輕心。2017年8月，在湖南桃江縣某中學發生的肺結核聚集性感染事件，也再次為公眾關注結核病敲響了警鐘。”花亞偉向記者強調。

他還表示，我國結核病發病除患病人數多、死亡患者多等特征之外，還有耐藥患者多、中低收入人群患者居多等特點，特別是農村和流動人口患者居多。

為了弄清結核病主要集中于中低收入人群的原因，花亞偉在進京參加兩會前專門去做了調研。在調研中他發現，根據我國結核病的發病特點，鄉鎮衛生院、社區醫療機構、村衛生室等是發現結核病人、督導病人服藥的關鍵醫療主體，但是現在這些基層醫療衛生單位，既沒有必要的篩查手段，也缺乏遵守“傳染病防治法”的法治意識，因而造成了結核病人在基層發現率低、上報率低、自行中斷治療率高等結果。

而患者擅自停藥中斷治療，極易讓原本不難治療的結核病發展為耐藥型結核病。據統計，我國約有1/5的結核病患者是耐藥型結核病。相比一般的結核病，耐藥結核病不僅診斷復雜、治療困難且治療周期長，醫藥費用也極其高昂，約為一般病人的100倍。因此耐藥結核病的治療對個人、家庭及社會均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

“即便不是耐藥型結核病而只是一般的結核病，其治療的成本也并不低。很多人知道結核病治療藥物國家免費發放，可這并不意味著結核病就可以免費治療。”花亞偉一邊向記者解釋說明，一邊掰著手指向記者算了一筆經濟賬——作為重大傳染病，結核病的治療周期較長，雖然國家對多數抗結核藥物實行免費發放，但由于結核病人除服用抗結核藥外，還需要自行承擔保肝和抗菌藥物、治療抗結核藥導致毒副反應和合并癥的藥物，以及定期進行肝腎功能檢查等，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加之一些醫療機構受經濟利益驅動，沒有為患者制定合理的治療方案，致使很多病人個人承擔費用過高，這也是造成我國結核病人自行中斷治療率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加強結核病的防治，也是健康扶貧的一個重要內容。應當通過進一步提高基層衛生醫療機構在結核病防治中的責任意識和技術能力，以及優化醫保政策，逐步擴大結核病的免費治療范圍和結核病人的住院報銷比例等舉措，提升結核病的早診早治和規范化治療，從而有效減輕結核病人的經濟負擔。”花亞偉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