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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又減負,腰包才更鼓

2018年02月23日 09:05 | 作者:林麗鸝 |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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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錢袋子鼓不鼓,既要看收入漲不漲,也要看教育、醫療、養老等負擔重不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鼓勵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指明了收入分配調節的方向。春節期間,我們采訪了不同收入群體的幾位勞動者,探討如何把收入“蛋糕”切得更好、更合理。

增加優質公共服務

給中等收入者減壓

【心聲】“如果賣掉現在的住房換成學區房,剛夠首付,不僅每月還貸壓力增加,居住面積也小了,父母來了都住不開。希望政府盡快提升小區學區的教育水平,讓女兒在家門口就能接受優質教育。”

——遼寧沈陽市沈河區某保險公司員工  梁  京  

今年,是梁京大學畢業在遼寧沈陽扎根的第10年,她就職于沈陽市沈河區某保險公司,每月工資從最初的2000元漲到6000元,丈夫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每月工資也有5000多元。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梁京是“月光族”,這個月辦張健身卡,下個月辦張美容卡,支出完全沒有計劃。現在賺得多了,反而不大手大腳花錢了。“前幾年,我爸腦溢血,住院加上后期復健花了幾萬元。我老家在小城市,醫療條件不好,把他接到沈陽來看病,但醫保異地報銷要先墊付,那時候我就感覺到手頭有存款多么重要。”梁京說。

“這些年,收入增加了不少,但上有老下有小,錢還是攢起來踏實。”梁京說,“我爸大病一場,讓我有了危機意識。父母年紀大了,養老金只夠生活費,得給他們準備應急的錢。女兒現在上幼兒園,各種各樣的興趣班、學前班少不了,每年開支也不是小數。雖然我倆的收入在沈陽不算低,卻還是有不夠花的感覺。”現在,梁京一家居住的小區,生活還算方便,但眼看女兒要上小學,梁京有些著急:“我們小區對口的是一所普通小學,連區重點都不是。要想讓女兒上重點小學,得買學區房,這樣一來,壓力就大了。”

“咱家這學區房還買不買?”梁京和丈夫商量,遲遲拿不定主意,“如果賣掉現在的住房換成學區房,剛夠首付,不僅每月還貸壓力增加,居住面積也小了,父母來了都住不開。”

在城市,像梁京這樣的中等收入人群,生活壓力也不小,一方面他們有一定收入,享受不到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他們要贍養老人、撫養孩子,在高昂的教育、醫療、養老等支出面前,日子過得并不輕松。

“看未來,增加收入不容易。”梁京說,比自己早上班10多年的老員工,月薪也不過比自己高一兩千元,也就是說,很難指望通過積累工作時間實現收入水平的大幅躍升。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建議:“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收入,應該改變傳統的分配模式,從強調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資本、土地等物質要素的作用,轉到更加重視勞動力、創造能力、科技能力、管理能力等要素創造的價值,并在收入分配中給予傾斜。”

目前,梁京最盼望政府能盡快提升小區學區的教育水平,讓女兒在家門口就能接受優質教育。“從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來講,滿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進入小康還會有更高需求,對生活的安定性、舒適性、愉悅性要求更高。這既要增加個人收入,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比如更公平的教育、更優質的醫療,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多事要做。”趙錫軍說。

調節手段更有效

各類收入更透明

【心聲】“其實真正有錢的高收入人群很少靠固定薪資,而是靠資本賺錢,他們有的房產多,有的通過企業收支合理規避個人所得稅,還有一些隱性收入根本不納稅,我覺得這些收入更需要稅收調節。”

——北京某民營企業職員  趙彬彬  

“我的年終獎交了1萬多元的稅,真心疼。”北京某民營企業職員趙彬彬說,“我每月工資7000元左右,在北京真不夠花,盡管年終獎有6萬元,但一交個稅,也剩不下多少了。我想不通的是,為什么公司老板明明比我有錢,繳納個稅卻和我差不多?”

我國目前實行的《個人所得稅法》是2011年通過的,工資、薪金所得適用7級超額累進稅率,起征點為每月3500元,最高檔應納稅所得額超過8萬元的部分稅率為45%,收入調節的力度并不小。但趙彬彬有些不平:“我們老板給自己開的工資并不高,年終獎更是象征性的只有1元錢,根本交不了多少個人所得稅。”

“其實真正有錢的高收入人群很少靠固定薪資賺錢,而是靠資本賺錢,他們有的房產多,有的通過企業收支合理規避個人所得稅,還有一些隱性收入根本不納稅,我覺得這些收入更需要稅收調節。”趙彬彬說。

“目前,大部分的居民合法收入都會納入納稅征管體系,除非一些特殊情況。比如我國公民在境外取得的一些收入,目前稅收征管還沒有完全覆蓋。”趙錫軍建議,進一步完善稅收征管,把沒納入的都納入進來,對于惡意逃稅、偷稅漏稅要堅決查處。同時,提高納稅人自己納稅的積極性、主動性,一方面要提升其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面也要提供與其納稅貢獻相匹配的公共服務。

趙彬彬覺得,個人所得稅將起征點定為3500元,起點有些低,因為經過幾年的發展,現在人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了。“個稅調節,不能只盯著工資,更應盯緊資本、資產等財產性收入。”

在稅收調節之外,還應破除行業壟斷,從源頭遏制壟斷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現象。發改委、央行、統計局等部門調查發現,中國高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目前,國企高管薪酬改革新方案,即所謂的國企“限薪令”已經執行了幾年。

“未來,應繼續破除行業壟斷,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院長荊林波說。

完善社會保障網

低收入者更踏實

【心聲】“眼下房租漲得太快,一小半的收入都給了房東。要是能給我們這些打工者提供廉租宿舍就好了,小點、遠點都不要緊。”

——重慶籍進城務工人員  馮慧英  

47歲的重慶人馮慧英在北京做家政小時工,每個月能掙4000多元。她說:“只要自己勤快點,多干點就能多賺點,就是租房和看病的開銷太大,賺了錢也剩不下。”

馮慧英在京郊租了一間小平房,今年房東將每月房租從1300元漲到1600元,冬天沒有暖氣,但她也不舍得用電暖寶,“房租漲得太快,一小半的收入都給了房東。要是政府能給我們這些打工者提供廉租宿舍就好了,小點、遠點都不要緊。”

馮慧英還有一項大頭支出是醫藥費。“去年頸椎病和腰椎間盤突出又犯了,拿著我在重慶縣城參加的新農合醫保卡在北京看病,醫院不認。吃藥、針灸都報銷不了,一個月又多花七八百元。”馮慧英在重慶老家咨詢過醫保報銷的政策,被告知要從縣醫院逐級向上轉院才能報銷,“我在北京打工生病了,也不能先坐車回家去轉院呀。相信像我這種情況的人還有很多。”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確能減輕低收入人群負擔,但更讓某些低收入人群頭疼的還是錢袋子太癟。

江蘇淮安市盱眙縣官灘鎮洪湖村農戶陳廣軍2016年的收入只有2萬元,妻子身有殘疾,家里兩個小孩還在讀書,僅靠7畝糧田維持生活,“種糧掙的錢不夠花,我就做點瓦工。雖然老伴看病有新農合,但日子還是緊巴巴的。”陳廣軍說。

如何讓低收入人群的錢袋子更鼓?要“輸血”,更要幫忙“造血”。去年,在村里幫助下,陳廣軍將分散在4個地方的7畝田整合成一塊,村里擔保幫他申請到5萬元小額貸款,另外又新承包水田26畝,實施規模化“蝦稻共生”養殖,生產地理標志產品——“盱眙龍蝦”。僅一年時間,全家收入就漲了好幾倍。

腰包鼓了,陳廣軍高興,但一盤算未來,壓力還不小,“想供兩個孩子上大學,一個孩子最少得花七八萬元。將來孩子也要成家,還得依靠家里支持,否則很難在城里立住腳。”他盼望水田里的小龍蝦長得再快些,趁著這兩年行情好,手里多攢些錢。

“對低收入人群來說,不僅要幫助他們提高勞動能力,獲得更高的收入,還要織好社會保障網,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給予基本的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障,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趙錫軍說。

編輯:李敏杰

關鍵詞:收入 梁京 調節 人群 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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