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給我們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經濟學時代命題。經濟學界應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立足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針對這些命題進行深入的經濟學思考,努力給予系統回答。

全面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實踐,講好中國經濟故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發展成就輝煌,令世界矚目。中國經濟成功的密碼是什么?這個問題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回顧一下改革開放歷程便不難發現,中國既沒有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本本”,也沒有套用西方模式,而是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走出了一條獨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成功的密碼存在于中國道路中,只能到中國經濟建設實踐里去尋找。對中國經濟建設實踐進行理性分析和規律性總結,把實踐中做對了的東西總結出來,把中國經濟建設的歷程講清楚,就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經濟學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很多學者致力于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經驗,取得了不少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來看,這方面研究做得還不夠好。不僅中國經濟故事在世界的傳播與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的成就不相匹配,而且中國經濟學在世界經濟學領域的話語權也與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在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中國經濟學界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為,努力講好中國經濟故事,讓中國經濟學在世界上取得應有的話語權。

首先要梳理好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軌跡。在深入研究改革開放近40年以及新中國成立近70年經濟建設史料的基礎上,全面客觀地認識歷史、再現歷史,從中提煉出最核心、最實質的內容,把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軌跡和來龍去脈說清楚、講明白。

其次要概括好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以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的基本軌跡為線索,從歷史分析出發得出有事實依據的判斷,對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作出實事求是的總結和概括。

再次要提煉好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規律。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研究成果最終要體現為客觀規律的提煉和理論體系的形成。因此,在梳理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基本軌跡、基本經驗的基礎上,還要將這些實踐和經驗提升至規律層面加以認識,作出創新性的理論概括。

基本軌跡、基本經驗、基本規律構成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實踐、講好中國經濟故事的三部曲。

深刻認識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做好經濟學意義上的解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于這一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可以從多方面、多角度加以解釋。其中,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角度給出經濟學意義上的解釋是一條主線索,是一項必須做好的工作。

以經濟學視野看待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可以將其歸結為需求和供給之間關系的變化。

從需求看,在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至少可以區分為兩個層面:其一,物質文化需要。這一層面需要在新時代所發生的主要變化在于“上層次”,人們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體到與之對應的載體——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上,就是人們對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有了更多需要。其二,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這一層面需要在現實中的表現主要是“擴范圍”,即日益擴大的多方面需要。具體到與之對應的載體——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上,就是人們對制度產品和政策產品的需要日益增長。進一步看,“上層次”的物質文化產品也好,“擴范圍”的制度政策產品也罷,按照其所對應的物品和服務性質,又可區分為私人物品和服務與公共物品和服務。私人物品和服務的供給系統主要是市場,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系統主要是政府。因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可進一步表述為對主要由市場系統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務的需要與對主要由政府系統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需要。

從物質文化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需要,從物質文化產品到制度政策產品,從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務的市場系統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政府系統,是我們圍繞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作出經濟學解釋的主要觀察點。

從供給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其實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給。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相聯系,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也可以區分為兩個層面:其一,物質和文化產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現是:產業結構失衡與產能過剩交織,先進生產力與傳統、相對落后甚至原始生產力共存,生產力布局不均衡。其二,制度和政策供給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現是:社會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社會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還存在不少短板,文化建設相對滯后,城鄉區域發展差距較大等。進一步看,物質和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制度和政策供給的不平衡不充分,按照其所對應的物品和服務性質,可以區分為通過市場系統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務供給不平衡不充分與通過政府系統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供給不平衡不充分。私人物品和服務供給不平衡不充分,市場系統應負主要責任。公共物品和服務供給不平衡不充分,政府系統應負主要責任。也就是說,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無論是市場系統還是政府系統,均負有解決或矯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責任: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發揮作用。

從需求和供給的關系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意味著必須著眼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來改善供給,通過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要。這帶給我們如下啟示:首先,要通過對需求和供給的分析,找準現階段影響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次,厘清市場系統和政府系統在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上的責任。第三,找到構建有效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體制機制的通道,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四,揭示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背后隱藏的客觀經濟規律。第五,正確把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提高發展質量、注重抓全面發展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這五方面問題是圍繞社會主要矛盾研究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

從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入手,探索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規律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經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集中體現為建設有效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涉領域廣、影響范圍大。黨的十九大報告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從發展實體經濟、建設創新型國家、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等方面作出戰略部署。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無論是將其視作跨越轉方式、調結構、換動力關口的迫切要求,還是將其定位于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都意味著黨和政府經濟工作理念、思路和戰略的重大調整。其中,具有基礎和支撐作用的調整是宏觀調控體系的調整。宏觀調控體系調整的主線和方向,就是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同志指出,黨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既然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而非一般意義的調整,那么,這種調整就不僅是深刻的,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既然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基礎上作出的調整而非根據短期或局部分析作出的調整,那么,這種調整就不是短期的,而要管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它所觸動的絕不僅僅是宏觀經濟政策層面,而是延伸到宏觀經濟理論層面。因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宏觀調控體系以及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將給宏觀經濟理論以及宏觀調控體系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這一變革主要基于如下幾方面的變化:

分析視角變化。過去,經濟形勢分析的基本視角是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當下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其根源在于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經發生變化,基于周期性和總量性因素的分析便顯得力不從心而有局限性了。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根源在于重大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經濟形勢分析的聚焦點自然要轉到以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結構性失衡上。

發展理念變化。在改革開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的快慢往往被當作判斷經濟形勢好壞的唯一標尺,圍繞GDP的規模和速度指標做文章、追求高速增長是一種普遍現象。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歷史性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成功駕馭我國經濟發展大局,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提出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帶來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既然發展理念已經發生變化,GDP增速便不再是評價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的唯一標尺,為短期經濟增長而實行刺激政策便不再是優先選項。取而代之的,是將發展的著力點轉到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政策主線變化。過去,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是需求管理。針對社會總需求,實施立足于短期穩定的“對沖性”逆向調節。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作用對象雖不排除需求,但主要在于供給,基本出發點是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平衡;其操作方法雖不排除需求總量調控,但主攻方向已讓位于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短期的“對沖性”逆向操作不再是主要選項;其主要目標鎖定于提高供給質量和優化供給結構,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雖仍屬調控范圍,但重大結構性失衡才是調控重點。

實施途徑變化。過去,宏觀調控主要體現為政策層面的操作,通過各種政策性安排實現宏觀調控目標。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宏觀調控則需要將實施途徑伸展至體制機制層面,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制機制性障礙,以推進各種基礎性改革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依托于改革性行動將政策調整與制度安排巧妙結合起來。

正是基于上述變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任務。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創新和完善宏觀經濟理論。要防止在宏觀調控研究中出現“新瓶裝舊酒”的現象,扎扎實實深化理論研究,大力推動理論創新,從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入手,探索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規律。

立足新時代,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這不僅表現在實踐成果上,而且表現在理論成果上。從這個意義上講,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研究面對的一個最為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就是構建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講的,“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

大凡理論體系的構建,一要有合理的架構,二要有足夠的構件。進入新時代,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就架構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根本的要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因而,在新時代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發現和挖掘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課題,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與黨的理論創新成果相呼應、與實踐層面關注的實際問題相合拍。以此為基礎,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成果,實現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的良性互動,進而構建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架構。當前首要的任務是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以之指導經濟研究工作。

就構件來說,改革開放近40年、新中國成立近70年經濟建設的豐富實踐,以及對這些豐富實踐發揮了理論指導作用的觀點、主張、理念、思路等,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構件。對這些基本構件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普遍意義的新規律,就能構建起反映時代特征、體現中國特色、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對于中國經濟學界來說,這不僅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由之路,也是對世界經濟學發展作出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應有貢獻的必由之路。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