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的蘇州，是世所公認的書畫重鎮。沈周、文徵明、祝枝山、唐伯虎等人的文采風流，令吳門（蘇州）風韻遠播后世。而這群人之間的往來書信，則還原了他們作品之外的另一面。

8月3日，“遺我雙鯉魚——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展”對外開放，展期截止至10月22日。展覽共展出49通書信，展現一個個真實鮮活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會為一茶一飯的享受而歡欣、會在風雨天里盼望故人來訪，也會為生計發愁，為債務焦頭爛額。

文人性靈之外，亦沾染世俗煙火氣，要為錢財家用、家人和氣仔細考量。即便是給妻子的簡短家書，生性認真的文徵明落筆依然法度嚴謹，一絲不茍。在信里，他詢問妻子家中親人出殯之事的進度，并讓她再拿二兩銀子使用。他一邊囑咐妻子要節省，一邊反復強調不能為了錢財與兄弟家計較。作為藝壇領袖的文徵明在家務事上竟然也是一絲不茍，考慮細致。

“世俗生活”與“藝術世界”構成了展覽的兩部分。而在展廳中央的一塊巨大展板上，明代吳門書畫家們的關系網被勾畫出來。上海博物館書畫部副研究員孫丹妍告訴第一財經，這張圖針對的就是此次展覽中的信札。在整理上海博物館大量明代信札的過程中，她常有柳暗花明的感受：“讀到一份信札，會發現，原來他們之間也會有交往。字里行間，能夠以小見大。”這張圖表勾勒的是吳門文士的另一個側面，他們之間或是父子、翁婿，或是師生、朋友。孫丹妍從這些書信中搜尋的關系網，幾乎網羅了吳門三代重要書畫家。

醇厚的人情

孫丹妍看來，在這張巨大的關系網中，吳寬與王鏊是兩位至為重要的人物。前者曾任禮部右侍郎，后者則官至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他們與沈周交情深厚，一同提攜、推介了諸多后輩書畫家，具有很高的人望。也正是因為這種愛護后輩、愛才惜才的風氣，吳門得以聚集人才，成為對中國藝術影響深遠的藝術群體。

展覽中的《吳寬致歐信札》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這封信札曾被吳湖帆收藏，并定名為“乞情貼”。在論文《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信札研究數題》中，孫丹妍詳細考證了這份書札所涉曲折故事。

弘治十二年（1499）的科場舞弊案曾經震動朝野，也是唐伯虎一生至關重要的節點。那年二月的春闈，戶部官員彈劾會試考官陳敏政收受賄賂，向江陰考生徐經、唐伯虎透題。這樁案件紛爭數月，官員相互猜疑攻奸，卻終究沒有定論。此后，唐伯虎被貶為胥吏，不得任御史、知府，也不得考進士，通往高階官僚的路被堵死。在京做官的吳寬便寫信向唐伯虎即將充吏的地方長官求情。他先是陳述他所知道的舞弊案真相，為唐伯虎辯白。在信的后半段，他又提出請求，希望對方善待他的這位同鄉。據孫丹妍考證，這位吳寬致信的“大參大人”就是浙江參政歐信。在信中，吳寬不光拜托歐信，還請他向另外兩位地方官求情。

吳寬這番言辭懇切的求情能否發揮作用？這已經驗證。因為，高傲的唐伯虎最終還是拒絕充當胥吏，選擇在詩酒書畫中渡過光陰。

當然，展覽中的信札并不都像《吳寬致歐信札》那么沉重。它們中的絕大部分雖偶爾吐露困窘與孤獨，但都以溫暖的友情為底色。比如，祝枝山給文貴寫的一封信就頗有趣味。在這封信中，祝枝山以狂放的草書寫出一份邀請文貴來家做客的信，并以駱蹄為“誘餌”。此信翻譯為白話文就是：登上高處，被風吹落了帽子，雖然我牙齒不好，很少飲酒，但怎么能在家里孤零零地對著風雨呢？駱蹄已經熟了，請您中午前過來，我們一邊喝酒，一邊博戲，一起把它吃掉吧。

某一天，沈周又向祝枝山寫了一封信。他先是大贊祝枝山詩文高妙，“可以媲美元稹和白居易”。之后，話鋒一轉，沈周又告訴他，豐厚的酬勞恐怕是要打水漂，見到的只有零星的報酬。說到這里，還添了一句“呵呵”。

孫丹妍告訴第一財經，信札所透露的信息往往不全面，在這里，沈周所說的酬勞出自誰手，究竟牽涉怎樣的錢財往來，目前尚不知道。但她覺得，沈周寫下的“呵呵”二字帶著一些自嘲，也只有非常親密的朋友之間，才會用這兩個字。

“明代的文人信札還是比較隨性的，講求性靈的。這與明代小品文的流行也有關系。清代就不同了，從信的內容到格式都更加正襟危坐。”孫丹妍說。

藝術世界

吳門書畫家們的往來信件，往往會涉及對對方詩文、書畫的評論。這些評論以極力稱贊為主。他們也常常共同品鑒某一件名人佳作。比如，文徵明長子文彭就寫信給藏書家錢榖，請他共賞石翁的冊頁。賞畫的同時，文彭還提議，要與錢榖一同品嘗惠山泉水泡的新茶。

在文彭給錢榖的另一封信中，他大談新近看到的書畫、印章、古玩，其中包括北宋郭熙的高頭大卷、一卷《西園雅集》圖、一卷《江山晚興》圖以及一枚玉印。他還貼心地告訴錢榖，自己遇到了幾部難得一見的奇書，因為對方是藏書家，所以告訴他這些信息，請他留心。

展覽的信札中，文彭給錢榖的書信明顯多于其他文人的通信。孫丹妍告訴第一財經，這與錢榖的收藏習慣有關。“一來他認識很多人；二來，他是藏書家，有保留書信的習慣。所以，我們保留下來的錢榖書信就特別多了。”

明代文人的書畫交換經常涉及金錢交易。只是，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這一點常常表達地較為含蓄。在上博此次展出的信札中，相互委托寫文作畫的事情也幾次見諸筆端。繁榮的書畫市場也催生了偽作、代筆的現象。

在書畫家黃姬水給朋友的信札中，他寫道，文徵明和謝時臣的畫都是假的，陳淳的是真跡，價格也只在分數，不能再多了，扇面上的詩也是作偽的，有兩字認不出，難以補筆。可見，明代書畫市場，偽品并不罕見。尤其是如文徵明這樣的大家，仿冒更是普遍。展覽中一通《文徵明致明甫札》中，文徵明則向他的這位親戚借元代畫家王蒙的《劍閣圖》臨摹。之后，他又提到自己畫的一把扇子，雖然不怎么好，但的確是親筆所畫。可見，當時，文徵明已經有代筆的情況了。

孫丹妍在書信透露的家長里短中看到了一些不同于歷史評價的真實狀況。比如，在歷史上，明代書畫家王寵博學多才，以詩文和書法聞名，而且面容俊美，被世人認為是脫俗之人。可他的真實生活與普遍印象中的“文人雅士”相差甚遠。在他寫給哥哥王守的家書中，講述了許多生活困境，比如對債務的焦慮、對耕作收成的不滿、以及在雇工問題上的精細計算。“也許正是生活的困窘，讓作品顯得更為脫俗，因為那是他的桃花源，他需要借此開懷。”孫丹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