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煜與母親在長城合影。(張煒煜供圖)

中外網友熱議的價值觀 東方文化生命的“黏合劑”

中國式孝順 中國家庭的幸福密碼

坐高鐵時像個小孩子，喝拿鐵咖啡覺得“糊鍋”了，興高采烈地在王府井逛街也忘不了老家地里的麥種子……最近，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張煒煜，將這些和母親相處的小事寫進《娘親進京》一文，并在網上發布，被眾多網友評價為“年度催淚短文”，認為“觸到了中國人心靈深處最柔軟的地方”。

無獨有偶，澳大利亞一家新聞媒體上個月采訪了幾名在澳洲工作的華僑華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非常孝順，例如大學畢業后存錢給父母養老、給父母零花錢等。這種“中國式孝順”讓很多澳洲網友十分驚訝。

孝，一直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穩定的社會文化心理基礎。以新“24孝”為代表的中國式孝順成為目前中國家庭的幸福密碼。專家表示，在西方罪感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中國孝文化價值需要重新審視。隨著中國進入新時代，傳統孝文化需要進行進一步創造性傳承與弘揚。

“孝”文化心理影響至今

在《娘親進京》一文中，張煒煜講述了現代社會進程中母子之間實現良性互動的一個個小故事。采訪時，他又向記者分享：不識字的母親最近迷上了看電視劇，他就用電腦搜好，教她如何暫停和開始，“想看了就按一下空格鍵，不想看了再按一下。”

雖然被很多網友夸為孝子，但張煒煜常常自省：“限于教育和時代差距，子女對父母一些傳統甚至落后的見識流露出的優越感和不耐煩，這其實很傷老人心。”

對于現代化給年長一代人帶來的沖擊，有評論寫到：“這樣的娘親進城來了。她不知所措，她小心翼翼。那是一種認生，也是與時代脫鉤帶來的失重。中國一腳從農耕時代邁進信息時代，本來該幾百年走完的路，一步就跨過來了。”張煒煜努力彌補著這種“失重”。

開始工作后，張煒煜一直堅持給父母零花錢，但是節約和體諒孩子已經成為母親的習慣。母親現在還是很難適應北京的生活水平，作為兒子，他只能用耐心陪伴和親情溝通來慢慢撫平這種“時代折痕”，“爭取讓她開心。”張煒煜說。

時代在變，所幸很多中國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親情并未受到過大沖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善事父母”等家庭倫理仍是中國家庭的幸福密碼。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對記者表示，“孝”的文化心理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成為東方人文生命構成的重要部分，也是一個國家穩定的重要社會文化心理基礎。

剛剛參加工作的小軍如今和父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因為從事的工作需要上夜班，他每天都會和家人吃中午飯。他坦言，吃飯時不知道說些什么，也會“尬聊一陣子”，不過經過一段時間，他對父母工作生活情況和所思所想有了更深了解。

雖然父母并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小軍卻意識到自己應該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他每個月都在工資里留出一部分錢給父母；父母生日時，他買了電子閱讀器和智能手機作為禮物，教他們使用；他還趁入職前的休假時光帶著父母旅游了兩周。

“花多少錢是其次的，心意最重要。”小軍說，孝敬父母、長輩是為人兒女應該做的。“父母為我們付出了太多，現在需要把他們帶進我們的世界，比如教他們用微信、自拍、網購。不管什么形式，最終的目的和核心沒變，就是把我們和父母的兩個圈子融合成一個，創造更多的共同語言，讓兩代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少。”

同為子女，很多身處海外的華僑華人也深受“中國式孝順”影響。華人謝妮可如今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工作，每個月會給父母600美元，支付他們在澳洲的水電費等生活開支。謝妮可說：“為了讓我來澳洲留學、定居，父母付出了很多，現在我想盡量讓他們生活得輕松些，我想這是完全正確的。”

“經濟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是中國人從古至今踐行孝道的基本內容。以孝為本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人倫規范。”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杜鵬對記者表示，孝文化是伴隨養老問題產生的，中國古代統治階層沒有能力為老人提供物質幫助，因此要求家庭成員自己承擔責任，并上升到道德約束高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如今孝道內容開始側重于精神慰藉。

西方社會多“利己型孝道”

謝妮可等一些在澳華人“存錢給父母養老”“給父母零花錢”等事跡經澳大利亞媒體報道后，在當地展開了熱烈討論。

一名澳洲網友說：“這些孩子是很負責任的一代，對父母的犧牲進行回報。而很多澳洲父母很自私，他們只想要‘美好時光’，讓孩子早早離家；中國父母卻在孩子成長過程中一直給予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彼此的互相幫助，正是他們成功之處。有多少澳洲人能從中國文化中學到點什么？”

對部分外國人而言，“孝順”這個帶有中國特色的詞還是一個新鮮事物。

斯達莉亞是一名正在德國讀書的希臘人，當記者輾轉詢問她對“孝順”的看法時，她第一反應是通過搜索引擎查詢這個詞，她的同學也表示從未聽說過中國的孝文化傳統。交流之后，斯達莉亞說：“雖然希臘沒有‘孝順’概念，但有類似‘尊敬父母’的文化，只是沒有孝文化在中國那樣的影響力、約束力。”

當然，孝敬父母的文化在西方是存在的，只是不夠普遍。“相對而言，西方國家養老更加社會化，而中國家庭成員贍養父母的壓力比較重。”杜鵬說，他在國外訪學時，有一個澳大利亞朋友，每周末都回家陪老年癡呆的父親吃飯聊天。

薩拉在美國一所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她對記者表示，一些美國人也孝順父母，但這在美國文化中并不是主流。

來自荷蘭的馬維克現在北京工作，他告訴記者，雖然自己沒聽說過“孝順”這個詞，但覺得中國人這樣的做法很好。他笑著說：“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也能這樣孝敬我，讓我老了后不用自己孤零零地生活。”

湖北工程學院中華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平將孝道分為“利他型孝道”與“利己型孝道”。他對記者表示，“在中國，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得更好，子女希望父母晚年生活幸福，因此絕大多數是基于血緣親情和倫理使命、不求任何回報的‘利他型孝道’。在西方文化中，與‘孝道’對應的提法有虔誠、感恩等，這種‘西方式孝順’多是基于市場化規則和履行法律義務的‘利己型孝道’。”

“中西方家庭觀也存在差異。”王平認為，中國人自古以來非常重視家庭和血緣親情關系，以家庭為核心層層外擴，形成了家庭—家族—社會—國家的基于人情的緊密關系。家，成為人們精神歸宿的原點。西方文化則強調以個體為核心，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是法律基礎上的契約關系，這種關系是松散的，因此家庭觀念并不濃厚。

新時代踐行新孝道

經常帶著愛人、子女回家，教父母學會上網，帶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這是5年前官方發布的新版“24孝”行動標準。如今，很多標準已經成為中國人孝敬父母時的自覺行為。

新孝道標準是相對于以元代郭居敬編著的《二十四孝》為代表的傳統孝道而言的。對于傳統孝道，很多學者認為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靈魂所在。例如，錢穆將中國文化本質上看作“孝的文化”，梁漱溟將“孝”列為中國文化的第13項特征，將具有民族文化認同的“孝”看作中國文化的“根荄所在”。

王岳川表示，孝文化價值需要重新審視。“我堅持認為，孝文化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王岳川說，中國古人強調生命修為從小的地方做起，所以孝對古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大事。新版“24孝”行動標準具有新時代的新思維，是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當代實踐。

隨著中國人口平均壽命增加和經濟水平以及社會服務水平提高，基于老年人視角的孝道觀也在發生變化。王平預計，老人的孝道需求將逐漸脫離基本生理范疇，向著“安全需要”、“歸屬感和愛的需要”以及“晚年人生價值自我實現的需要”邁進。

王平建議，應從發掘、揚棄、轉化著手，對傳統孝道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型發展。首先，在人們的生活實踐中繼續發掘新時代的孝道資源。其次，摒棄“父母在、不遠游”“埋兒奉母”等愚孝，發揚“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等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統孝德。最后，在傳承孝敬父母美德基礎上，把繼承父志轉化為繼承前一輩振興中華的大志，讓孝道成為人們心靈中具有新時代特色的“文化基因”。

“我們要用人們看得懂、聽得進、學得會的形式，將孝道教育融入社會教育大系統中，在全社會形成代代相傳的向善氛圍。”王平說。記者 葉 子 彭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