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經濟這艘巨輪之所以能夠克服重重險阻、破浪前行，高度重視質量管理是一個重要原因。在整個十九大報告中，“質量”一詞出現了16次之多，“質量第一”“質量強國”的表述首次出現在黨代會報告之中。

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質量問題一直備受關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收錄了1985年7月小平同志聽取中央負責同志匯報當前經濟情況時的一篇談話，題目叫《抓住時機，推進改革》，這是“質量第一”這句口號的源頭。鄧小平談道，“工業生產特別是出口產品的生產，中心是提高質量，把質量擺到第一位……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質量檢驗標準，而且要有強有力的機構來嚴格執行……質量問題雖然經常提，但現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突出地提，切實地抓”。

作為中國產業工人和工業品牌的集聚地，上海一向以其精益求精的質量管理而著稱。但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由于國內外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彼時的上海也曾為企業產品和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益問題所困擾。1988年11月，聯邦德國發動機制造和鐵芯技術專家、1984~1986年曾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的威爾納·格里希來到上海，考察了17個企業后，這位“洋廠長”應約與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镕基會面長談。在《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收錄的106篇文章中，這是唯一一篇朱镕基處在“配角”位置的文章——文中的主要內容是聽取格里希對中國、主要是上海工業產品質量管理方面存在問題的“吐槽”。

我想該書原文照錄25年前這篇“喧賓奪主”的講話，是有深刻寓意的。今天重溫格里希當初的提醒，仍然讓人萬分感佩：“生產企業不應有出口標準和國內標準兩種質量標準，如果好的出口，壞的賣給國內，產品就會失去信譽，這樣的工廠在德國要破產的”“你們的市場沒有競爭，但總有一天會出現競爭的，而且這種競爭會越來越多，到時候只有質量好的產品才能賣出去”“我相信通過教育能夠提高人們的質量意識”。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重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這些“舊事”，對于我們理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過程中重提“質量第一”有何啟發呢？

其一，兩者都有著鮮明的時代感和問題意識。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轉型時期，是計劃與市場雙軌并行的階段，一些企業“皇帝女兒不愁嫁”，缺乏足夠的動力調整產品結構、對接市場需求。在當時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大背景下，出現了一方面是大量產品積壓、一方面是市場急需的物資短缺的悖論。呼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淘汰落后生產線、面向市場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幾乎成為那個年代企業管理領域眾多講話、文獻的高頻語句。提高產品的質量意識，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它并不是單純的技術觀點，而隱含著市場導向和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刻內涵。因為，沒有市場需求的“傻大黑粗”產品，盡管也凝結著“無差異勞動”，但其結果只能轉變為庫存積壓，沒有效益，質量也無從談起。我們當下所談的“質量第一”，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背景下，為了淘汰過剩產能、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其二，盡管兩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所面對的時代環境和問題性質并不相同。首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轉型時期的“過剩”仍是一種表象，本質上仍然沒有跳脫“短缺經濟”這一根本陷阱。而當下中國的產能過剩卻是普遍性的事實。其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轉型時期，對產品質量的強調更多是基于“三來一補”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改善產品質量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在經濟低迷狀態下改善出口狀況。而當下中國的這一輪產品質量強國戰略首要是服務于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解決“一個馬桶蓋”引發的國內消費者需求整體升級問題，直接滿足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中國經濟體量和經濟結構歷史性變遷的真實反映，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內在動力轉化的重要訓示。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不僅是一種企業管理行為，更是打贏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攻堅戰，提升與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相適應的供給質量的必由之路。唯有以質量提升推進技術改造和轉型升級，才能不斷引導整個經濟體系向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