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草垛房”到“科學產房”——卓瑪阿媽講述家族三代人的出生故事

圖為現年61歲的卓瑪阿媽

封建農奴制下的西藏，女奴的地位很低。在家里生孩子被認為是不吉利的，所以她們只能在牛羊圈里或是野外生產。孩子生下來后，用石頭砸斷臍帶，再用羊毛線進行結扎。因此，嬰兒患臍帶風病的很多，死亡率很高。由于缺乏必要的護理，孕產婦的死亡率也非常高。

且聽卓瑪阿媽講述她們家祖孫三代人的出生故事。

“母親把我生在‘草垛房’”

“我于1956年出生在山南市錯那縣勒布溝基巴鄉，是門巴族。我出生在‘烏拉差役’人家。‘烏拉差役’是舊西藏為農奴主背運物資、背送主人的差役。聽我母親講，我的哥哥、妹妹都出生在去往錯那宗支差的路上。我的情況稍微好一些，出生在農奴主的‘草垛房’里。生下我后，母親強忍著痛苦用一塊帶尖的石頭把臍帶弄斷，用自己身上一塊破舊的氆氌把我包裹起來。生下我還不到12個小時，她就已經‘正常’地給農奴主背運物資去錯那宗了。”

西藏民主改革前，經濟水平低下，群眾沒有科學觀念，也沒有具有科學和專業水平的接生醫生，導致初生嬰兒死于抽風者（破傷風）的比例占十之三四；孩子生下來后，不喂母乳，而是直接喂糌粑糊湯，以為這樣可以給嬰兒開胃。結果是，孩子的腸胃不但沒有開，倒先得了消化不良癥；有的孩子生下來幾個小時，或是過兩到三天就被滿身涂上酥油，放在太陽底下曬，認為這樣孩子長大后就不怕太陽了。結果，孩子大多被曬壞，或得了肺炎。

據文獻記載，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只有3所藏醫機構，沒有一張病床，西醫、西藥幾乎空白，孕產婦死亡率高達5000／10萬，嬰兒死亡率達430‰。

1968年，12歲的卓瑪第一次走出大山，成為山南軍分區青訓隊的一名學員；1974年初，卓瑪進工廠成為一名工人；同年，她到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學習。

“我的女兒是由赤腳醫生接生的”

“我有兩個小孩，一女一男，都是在家里生的。老大是個女孩，出生于1981年。當時老伴在乃東縣結沙村附近找了一個赤腳醫生來家里接生，她的主要行頭也就是一個待產包，里邊裝著紗布、止血鉗等接生必備的簡單醫療用品。”卓瑪老人回憶道。

西藏民主改革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西藏的婦幼保健工作發展迅速，醫療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孕產婦與嬰幼兒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呈高速增長態勢。不過，孕產婦和嬰幼兒死亡率在西藏歷年的統計中與全國平均水平仍有差距，這與西藏的婦幼衛生保健工作起點低、開始晚有關，也與西藏地廣人稀、地區發展不平衡有關。

“我女兒在婦保醫院生下了外孫”

講到外孫的出生，卓瑪老人高興地說，“2009年2月，我女兒在山南婦幼保健醫院產房里生下了我的外孫。女兒說，她選擇在婦保醫院分娩，是因為那里不僅擁有先進的急救設備、‘科學產房’、手術裝備、治療及檢查設備，還因為那里有為孕婦開辟的快捷治療渠道，制定完善的診療方案，并由專家與孕婦全程溝通、護士24小時追蹤孕婦狀況，提供用藥、生活、飲食等各方面的指導。”這種細微的服務，讓卓瑪老人感受到西藏婦幼保健工作的發展現狀。

現在，西藏嬰幼兒診療軟硬件條件不斷改善，孕產婦死亡率、嬰幼兒死亡率和孕產婦住院分娩率“兩降一升”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統計數據顯示，西藏孕產婦和嬰兒死亡率從2011年的154．51/10萬和19．97‰，分別下降至2016年的109．2/10萬和13．89‰；2016年，西藏孕產婦住院分娩率已提高到了92％。

卓瑪阿媽一家三代人的出生故事，折射出步入新社會的西藏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反映著西藏醫療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

如今，西藏免費孕前優檢項目已覆蓋全區，農牧區孕產婦的住院費用百分之百報銷的同時，還發放住院分娩補助，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1000元：對住院分娩的農牧區孕產婦及護送者（一名家屬、一名村醫）分別給予50元獎勵；提前住院待產的，待產期間按每天30元給予生活補助。（林敏 王菲 曲杰）